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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家山》:“家乡瑞雪,河山安宁”

读《家山》,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安稳感,书中那句“家乡瑞雪,河山安宁”不断萦绕心头。在我看来,《家山》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创作又一重要的收获,让人想到中国乡土文学的写作传统。鲁迅的乡土写作从启蒙主义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乡土的破败,乡土需要改造与变革。沈从文则以乡下人视角写出湘西的淳朴民风。《家山》里,王跃文融合启蒙主义视角和乡下人视角,既让我们看到了乡土本身的愚昧,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内部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每位作家对乡土都有他的理解,王跃文可能更看重乱世之变中的恒常与日常。《家山》旨在重新发现乡土中国的生活能量,这种能量凝聚在作品的语言里。王跃文让湖南方言有了一种声音性,而且这部作品明显是“声音优先”的作品,巧妙地将语言的地理性与文学性结合在一起,体现出生动鲜活、温和雅致的审美趣味。作为北方人,我对“要得”这个词印象极其深刻。沙湾村里的人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殖力,显示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能量。这种写作是一种主动选择,当作家选择了方言,也就代表了他身在乡村内部、站在民间立场书写、理解乡村的故事,于是便少了传奇感。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品,《白鹿原》写出了乡村人民生活的动荡与命运的残酷。相比之下,《家山》的美学观念颇为不同。《白鹿原》里,祠堂如此威严,作为女性的田小娥饱受折磨。而《家山》中,同为女性的桃香则被祠堂接纳,她的性格彪悍,快人快语,被称为“乡约老爷”。这是陈忠实与王跃文对祠堂的不同理解,进而他们对祠堂之于乡土的意义也便有了不同的理解。如果说《白鹿原》强调一种戏剧性的人物命运,而《家山》则着眼于日常之下的静水深流。

《白鹿原》里,田小娥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情感戏剧与冲突集于她一身;而在《家山》中,桃香的命运则更接近于日常生活。桃香成为母亲后,小说讲述了她为女儿裹脚,女儿的脚被挤压得几至残疾,这样的选择便也是乡村的日常。事实上,女性解放问题是《家山》的重要线索,作家真切书写了社会变革在百年前女性身体上打下的烙印——要放脚吗,如果放脚后被嘲笑大脚怎么办?裹脚呢,会不会被称为小脚女人,被时代抛弃?小说细致书写了女性如何放脚,在放脚面前每个女人的真切挣扎。放脚还是不放脚,她们中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王跃文写出了中国乡土文化巨大的能量,其中既有生机勃勃的一面,也有巨大的吸附力和消化能力。比如革命者劭夫与容秀情感如此深厚,也要依父母的意见再娶云枝,为他传宗接代。革命进步女性瑞萍性格如此鲜明,成为乡村媳妇后依然也要遵从乡村风俗。《家山》使我们看到,革命者在改造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改造着,乡村有着和革命抗衡的力量,使现实生活中的革命者既有革命气质,也顺从乡村伦理。由此,小说家在书写变革时代的“静水深流”时也从日常角度写了“静水深变”,写出了变动如何细微地波及每个人,并让我们看到变革到来之际乡村的保守和行动的缓慢,也看到乡村的包容和接受。

百年新文学史上,有着许多重要的乡原风景,比如鲁迅的鲁镇、萧红的呼兰小城、沈从文的湘西。《家山》中,王跃文塑造了独属于他的文学乡原。他用充满独特声音气质的地方方言和深具乡下人视角的写作,重建了当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乡原的沙湾,沙湾那些具有传统品德的人物身上凝聚着人性美、人情美,沙湾既有乡村之变,也有传统之常。

读《家山》,我多次想到新文学史上的湖南作家们,想到沈从文、丁玲、周立波、古华、韩少功等共同构建的湖南文学谱系,也想到这些作家们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独树一帜。《家山》属于湖南文学谱系,但也有独属于它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王跃文重新让我们看到乡村伦理之美和中国传统之美,那些独属于乡民的仁义、果敢、朴素等品质在他笔下每个人物身上复现。

我以为,《家山》是属于我们时代的写作,王跃文将我们时代对革命史、乡村史的理解放到作品里,让我们看到变革的重要,也看到传统的强大。想起《家山》中从日本回国的扬卿和瑞萍说的那句话——“我们活在前人的光芒里”,这是他们读《诗经》时的感叹。我被这句感叹深深触动。我想,这里应该也埋藏着作家本人的感叹。正是在前人的光芒里,我们重新看到新的乡土历史,正是因为“前人的光把我们照耀”,才有了今天的“家乡瑞雪,河山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