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婚姻》，徐坤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小说创作，法国作家杜拉斯有个独特的观点：“写作并不是叙述故事，而是叙述故事的反面，是同时叙述一切，是叙述一个故事同时又叙述这个故事的那种空无所有。”徐坤的长篇小说《神圣婚姻》，毫无例外地诠释了这一点。乍看故事写的是婚姻，深入品读后会发现，婚姻不过是作者用的“障眼法”：她以婚姻为单位探讨个体与城市进击、时代对话，以及沉积在日常中的时代嬗变，试图找寻到婚姻中恒定的东西。从布局、音调、细节、语言层面看，这部长篇力作具有开拓和创新的双重文本意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创作《厨房》，到2008年出版的《八月狂想曲》，再到这部直面新时代现场的《神圣婚姻》，徐坤每回出场都给人以不同的新鲜感，怪不得作家王蒙称赞她“虽为女流，堪称大‘砍’”。然而，“变与不变”的辩证逻辑背后，是她身上特有的“野生动植物”气质。这种气质是对作家的一种高难度挑战，既要写得好看，又要不断出新，意味着技术和语言的双重突围。徐坤从不怵头，加速、转弯、跳跃、回旋，用速度覆盖空间，凸显人物内心剧变，她似乎样样在行。小说开篇写道：“许多年以后，程田田仍会清晰回忆起2016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个晚上，她行色匆匆追到北京，就为听孙子洋亲口说一声结束他们之间的恋情。”既交代了女一号、男一号，也很好地点出了主题要旨，破碎的情感乃是人生悲剧的底色；同时，一个“追”字，把沈阳、铁岭、北京、澳洲等地关联起来。作者以一对年轻人的分手带出亲友圈子里形形色色的婚姻异变，看似写都市情感和心理矛盾，实际上是反映社会变革和时代向前历史漩涡下的精神困境。
婚姻是外衣，内核是人性。掩卷而思，小说内部设置极为讲究，上部为“市民的狂欢”，围绕于凤仙和孙耀第的婚变，下部为“精英的抉择”，聚焦萨志山和顾薇薇的婚变。凡俗与神圣之间的拉扯，字里行间埋藏着冲撞与对峙的角力、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从细节方面论，伴随人物的轮番出场和地点的腾挪转移，情节画面如临其境，给人以代入感和共鸣感，且注重前后呼应的完整性。比如，在顺义后沙峪顾薇薇家里，当律师的她向毛榛灌输恒价物的理念，“婚姻杀手可真是太隐蔽了，我要给婚姻和爱情这种变幻莫测的东西，找到对冲风险的恒价物。”谁能想到，丈夫萨志山为了逃避十年之痒，离婚后去了安岭挂职，工作中不幸牺牲，留下未婚妻吕蓓蓓和未亡人顾薇薇。几个月后，顾薇薇出席国际灯会项目剪彩仪式，虚拟的萨志山出现在大屏投影上，他生前的遗愿得以实现。这样的场景令人落泪，又深受感化。
正如樊梨花登门平息家事是事先写好剧本，从事编剧的徐坤更是深谙此道。她曾创作话剧《性情男女》，剧中的人物没有坏人，但存在各种问题，小说里的人物也是如此。她最高妙的地方在于把话剧思维有机融入小说里，“快闪”“留白”“移步换景”等运用的炉火纯青，剪裁恰到好处，避免拖沓乏味，语言急风骤雨，增强了审美张力和精神快感；另一方面，于纷繁变革中直击情感隐痛和社会阵痛，既有海归青年、北京外乡人、城市高知的生存困境，也有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支教、文化振兴等新时代火热现场，展现了体制改革语境下现代人的面临的复杂情境。这样就不难理解，“神圣婚姻”何谓神圣了，一来寓意彼此尊重、彼此信任、彼此包容，才能使婚姻圣殿屹立不倒。正如毛榛离婚时把没有内页的红壳子结婚证带回家压在箱底，意味珍藏一份曾经的美好；二来指向生命个体的自我回归，在冲撞中修行，在痛苦中成长。作者借毛丹之口道出婚姻的真谛，“婚姻是什么？爱与背叛、别离相辅相成，时时发生。每个人还是过好自己最为重要。”
众语喧哗的网络时代，《神圣婚姻》是一贴“清醒贴”，也是一剂“强心针”。每一部长篇小说都会有作者的影子，因为切肤痛感，所以真实动人。结尾处，支教结束的程田田回到北京，与潘高峰相约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等待着那一神圣时刻”，从解构神圣到重构神圣，作者完成了自我的飞跃和圆满。这是致敬王蒙《青春万岁》里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何尝不是对现代人的爱情和婚姻深深祝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