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枝》是邵丽在2021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此前在《收获》长篇2020冬卷发表。邵丽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金枝》这个书名也是后来改的，最开始我拟定的书名是《阶级》，意思是我们如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努力向我们所希望的生活靠近的过程。特别是‘父亲’先后有过两任妻子，留下了两个家庭。我们代表城市这一支，穗子代表的是乡村那一支。几十年来，两个家庭不停地斗争，就像站在各自的台阶上，互相牵制着上升的脚步。但是因为这个意思不容易被理解到，后来在程永新老师的建议下，才改为了《金枝》。”
长篇小说的取名，是件玄妙的事情。埃科的《玫瑰的名字》，隐喻叠加互文，清艳鲜明，是好篇名；《安娜·卡列尼娜》或《石头记》，老老实实直呈人和事，也是好篇名。我私心认为《金枝》作为小说篇名，是前一种好，但《阶级》是一种更为老实和直接的经验表达，可惜这一语汇在传播中太过容易引起误读和错解。《收获》主编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也并不惊讶邵丽曾拟出那样的小说名字，并且还能诚实坦率地说出来。
无论是观察邵丽面对媒体的谈话，还是阅读《金枝》的文本，我都会心惊于这位作家的诚实和坦率。如果说面对媒体，还是可以选择态度的话，那么在创作中诚实地面对自我经验和人类经验，则是能力，是小说家全部能力的综合体现。对于小说作者来说，并不是你想诚实就能诚实，你想坦率，就能做到坦率的。
显然，本文不是在写作伦理层面来讨论“诚实”这一概念。作为主观态度和个体道德的诚实，毋庸讨论。虚伪、矫饰的写作，最客气地说也是一种文字游戏，更多时候，很可能沦为一种欺世盗名的恶劣行径。真正的写作者，我相信一定抱持着真诚的态度，面对世界，面对自我，面对文字。但主观上的真诚转化为经验处理的诚实，却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种困难由来已久，且在当下难度系数越来越高。某种意义上，这几乎可以看作小说这种艺术本身的难度。而作者能在什么程度上诚实地认知经验，完成处理，也就成为小说的高度。
二
诚如批评家程德培在关于《金枝》的重磅评论中所做的梳理与总结，近二十年的邵丽作品中，亲情血缘始终是她创作依凭的重要生命经验。早年的《水星与凰》，后来的《河边的钟子》《城外的小秋》《糖果》，近两年的《天台上的父亲》《风中的母亲》《黄河故事》等，以及虚构叙事之外直陈心事的散文、诗歌，“所有这些文字无不穿越被遗忘所淹没的真情与假象、怨恨与挚爱，作者用严厉的眼光俯向记忆的万花筒，看到那斑斓的色彩无一不是稍纵即逝，那片刻的深刻则是永恒的铭刻，血缘和亲情无一不在岁月的颠簸中被碾碎得真假难辨”。
当然，邵丽的目光不只盯着“家里人”，她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创作出《挂职笔记》《第四十圈》等颇具影响的作品。在广受赞誉的《黄河故事》之后，邵丽拿出了《金枝》，又一部关于亲情血缘的作品。这部长篇以“我”——周语同——为叙事支点，向上追述周家祖父母、父亲以及他两位妻子的人生历程，向下讲述周语同的同辈及下辈儿女的故事。《金枝》很容易被概括为一个从20世纪初绵延至21世纪20年代的家族故事。从内容的角度来说，的确如此，即便在这个层面上，《金枝》作为最新版本的五代同书的家族叙事也是成功的。但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一个层面，是邵丽在《金枝》中展现出来的作为小说家能力的诚实。
在前文的表述中，我将作家的“诚实度”视为小说艺术成就的核心指标。在文学批评、文艺研究都在尝试引进数据模型的今天，使用如此感性甚至颇有些感情色彩的自定义概念进入文学批评，看似有些“反动”，但这是“反”技术理性而“动”，本质层面上，却是对小说或者说文学的本质属性的理性回归。
文学和文学中的叙事，作为存留人类经验的重要“容器”之一，无论在任何文明的原初价值排序中，都是居于顶端位阶的。叙事，长久以来建构着人类教养的核心部分。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有两件事同时在发生，一是古老的叙事艺术的衰落——讲故事的人不见了，另一件则是作为现代文类的小说的诞生，且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发展，成为最为主流的叙事形式。
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发表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他在文中指出，现代社会的人们讲述故事变得困难，失去了经验交流的能力，“这一现象一个明显的原因是，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本雅明发现，可言说的经验变得贫乏了，失去了交流的价值，原因在于现代传媒的发展，消息替代了故事。本雅明敏感且清晰地描述了现代社会的这一症候，那些从战场上归来的人们一言不发，意味着人类社会久远的叙事传统遭遇了彻底的挑战，而且也将被彻底改变。
本雅明自然也谈到了小说，小说诞生于孤独的个人，这是个现代性事件，而讲故事的人则是将族群经验和个体生命经验融于“一张口”的前现代社会的“手艺人”。小说也曾经是古老的故事讲述艺术所需要应对的陌生力量，但资本主义传媒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种新的交流性——通过消息，这对故事的讲述更具威胁性，不仅导致了故事的衰落，也给小说带来了危机。
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本雅明在这位信奉东正教的作家身上看到了讲故事的人“非凡而质朴”的轮廓，因为“在现代叙事文学中，像列斯科夫的小说《变石》那样清晰地回响着先于一切文学存在的无名讲故事人的声音的，已是不可多得”。
本雅明四年之后在西班牙边境小镇自杀，他关于“经验贫乏”的深刻论述影响巨大——大到今天似乎已经成为文艺批评中的“陈词滥调”了。我们已然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常识接受下来。因为过于熟悉常常会疏于辨析，“贬值”和“贫乏”只是因为人类经验失去了交换价值——即丧失了交流性，而非“经验”本身产生了实质性的贬损，无论是个体经验还是集体经验。生老病死、善恶美丑、恩怨情仇、兴衰成败，这些基本的人类经验还在太阳之下反复出现；新的经验还在产生，人被机器异化，科学理性带来人性危机，经验贬值本身就是新的经验，以及“贫乏”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新的“没教养”，同样是新的经验……
橙红热闹的20世纪下半叶，在资本与技术的双重加持之下，人类经验的“贬值”速度越来越快，本雅明所描述的现代性社会“症候”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成为现代性沉疴，跟随人类进入了21世纪。信息技术和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使得人人都成为潜在的媒体性节点，经验“贬值”的速度已然是光速——这不是比喻，电磁波的传播速度等于光速——于是“无底洞”成了“黑洞”。八十六年前，本雅明喟然长叹除了天空中云的形状，一切都改变了，云下渺小、脆弱的人类，却在技术理性带来的强大幻觉中一路飞奔，不断逼近让·鲍德里亚所描述的那个“消失点”：
人类将在这个点上，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走出真实和历史；真与伪的一切差别在这个点上都将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我们的躯体只是一台对我们实施远程控制的技术设备名存实亡的组件、可有可无的环节、幼年罹患的疾病（好比思想不过是人工智能幼年罹患的疾病，人类不过是机器幼年罹患的疾病，真实不过是虚拟幼年罹患的疾病）。
世界成为“真实的荒漠”——电影The Matrix（《黑客帝国》）前三部就是对鲍德里亚这句话的“图解”，而第四部续集《矩阵重生》，几乎可以看作导演的行为艺术，现身说法地告诉观众“人类彻底失去了故事讲述的能力”，而在片尾彩蛋里，主创则坦言宣告：“叙事已死。”
我在首映日——2022年1月14日观看了《矩阵重生》，次日周六，重读《金枝》。Matrix（矩阵）里数据人形对比尘土烟火里的肉身男女，偶然的巧合造成的强烈反差，使我获得了新的观察眼光。我透过文本看到邵丽用一种近乎交托的姿态，将自我献给了小说，附着在“我”和“他人”之上作为人的经验，在叙事中再度打开，血涌出来，泪流下来，汗液淋漓，肌肤温热，死亡冰冷……对生命经验的极端忠实和无条件尊重，使得她在起点上战胜了“贫乏”的魔咒，为自己的小说争取到了丰盈繁茂、生机勃勃的可能性。
不得不指出，对于一个理性的现代知识分子和成熟的当代作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忠实与“不成熟”的尊重，帮助作家主体获得了一种朴素而珍贵的叙事能力，属于承载人类经验的原初叙事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曾经缔造了史诗、神话、民间传说、童话寓言，村头和市井间的家长里短、轶事闲话……这种能力早被现代性机器搅得粉碎，被狂飙突进的技术理性之风，吹得踪迹难寻。但作为一种隐性力量，它蛰伏在人类经验的底层，等待着再度被叙事者发现、召唤，化身一个属人的故事。
我所定义的作为小说家能力的诚实，首先表现为这种对生命经验的极端忠实和无条件尊重。这是一种朴素甚至原始的思维方式。诚如上文提到的，被现代理性组织过的大脑，在充分的思想训练和文学训练之后，是很难恢复到“原初”设置的。因此这种诚实不可能是自发的冲动，它必然是基于对文学和小说本质规定性深刻理解的理性选择，是一种自觉的对抗。小说不就是对遗忘的对抗吗？它从记忆那里为随时可能丧失的经验争取了意义。
这部小说的篇名同样是隐喻叠加互文——“金枝”除了在文本内部出现作为喻体，还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下起到了互文的效果。看到篇名联想到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的那部文化人类学名著的不只是我，这绝非“纯属巧合”可以解释的。我们固然不能如劫匪一般逼迫作者交出解释的赎金，然而基于二十年对其人其文的了解，我深知邵丽并不是埃科那样喜欢恶作剧的小说家，在文本内外预先给批评家扔下“香蕉皮”，看着那帮急于阐释的笨蛋滑倒在地。
弗雷泽的《金枝》着重分析的是原始思维和心理特征，提出了“相似律”和“接触律”，这种原始巫术的思维模型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譬如至今还有很多人笃信饮食中的“以形补形”，恨某个人就做个人偶拿针扎——小说中也出现穗子“扎小人”的情节。事实上，中国的现代进程也正是《金枝》文本所涵盖的历史时空。我对这一隐性互文的理解是心理情感上的“返回原初”，这是小说人物的，更是小说家本人的。
小说发展的历史说明，小说家在自我的峭壁和世界的深渊之间筑出了窄窄的虚构之路。那些经典作品勾勒的人类精神图景，如繁星丽天，读者如行山阴道上，移步换景，但若打算做筑路人，则会发现前途更加艰险和困难。小说自诞生之初就与危机相伴，小说的危机始终与现代性危机共时同构，小说为了克服这一危机，出现了呓语梦话般的现代性文本，戏谑拼贴的后现代文本，当然，即便没有本雅明的提醒，小说家也会再度向前现代的叙事资源伸出求援之手。小说家可以在很多层面上重启前现代族群经验，譬如引入“说书人”，引入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但邵丽在《金枝》中的选择更为彻底，她在心理上首先选择成为“讲故事的人”。
邵丽面对周家几代人命运与性格的“往复轮回”，“阻击”了自己的“理性”，摒弃了“阐释”的可能，把“我”丢进深深的困惑与不断自诘之中，眼睁睁地任由原初经验的“蛮力”带领叙事奔涌向前。
如果把返回原初经验看作一种理性解放的力量，单凭这股力量，是无法出色完成叙事任务的。因此，作为小说家能力的诚实中，还有一股完全相反的控制力量，确保精准且冷静地实现对经验的逼近、捕捉、审视、分解，用文字赋形，文本呈现，最后生成意义。
三
小说的修辞原则和意义生成机制，就是作家理性控制力量的具体体现。这是小说修辞中最为基础也较为隐性的层面。其实《金枝》在显性修辞层面也有着非常精彩的美学表现，单是人物就值得大书特书，语言也值得分析——在属于不同人物和时代的不同章节中，叙事腔调有着相得益彰的不同转换。但所有这些成功都比不上基础原则和生成机制重要，后者更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多维视点结构出“场”性叙事，全方位呈现经验。
《金枝》全书分为上下部，共十六章，其中周语同的第一人称叙事占据九章，主要集中在上半部，下半部有两章，其余为不同视点人物的第三人称叙事，同时镶嵌不同文本（微信群内的对话、网文），超越经验时空合理纳入新的视点。
视点的意义和价值，在整个小说修辞体系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小说意义生成的支点。大家熟知一个说法：《安娜·卡列尼娜》如果换了卡列宁作为视点人物，肯定就是另一部小说了。《金枝》的视点设置是独特的，有批评者追问其视点人称转换机制的内在逻辑，答案见仁见智，但如果从经验呈现的角度看，我认为是全面且有效的。
经典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出于分析的便利，常常使用“创作与现实”的二元概念，这会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小说处理的是客观现实，事实上小说处理的是经验。无论是作为日常语汇还是哲学概念，经验始终包含着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从来没有不经过主观认知筛选而“自然”形成的经验——顶多是主体意识没有察觉而已；也从未有不与客观世界相联结的“纯主观”经验——即便是纯粹的臆想与幻觉，依然是外在世界变形后的投影。但经验的本质规定性是主观的，第一人称叙事是最为契合经验主观性的一种修辞选择。这也是讲故事的人所习惯擅长的叙事视点。这些无名的讲述者，面对听众的时候，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我”，我所见，我听闻，无论是邻村的风流韵事，还是山中遇仙、林中见鬼。最具主观性的叙事视点，却也对读者最友好、最具感染力，因为说话的“我”对面，天然有一个听的“你”。
《金枝》开头：“整个葬礼，她自始至终如影随形地跟着我，吃饭坐主桌，夜晚守灵也是。我守，她就在不远处的地铺上斜笼着身子，用半个屁股着地，木愣愣地盯着我。我去宾馆休息，她立刻紧紧跟上，亦步亦趋。她根本不看我的脸色，也不听从管事人的安排。仿佛她不是来参加葬礼，而是要实现一种特殊的权利。这让我心中十分恼怒，不过也只是侧目而视，仅此而已。”
读来仿佛一位家族中的姐姐，刚刚经历了丧考白事，带着疲惫、悲伤和愠怒，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身边，吁出一口气，开始给一无所知的我讲起了葬礼上遇到的不可理喻的人和事。事，由来已久；人，纠缠多年……
以“我”为号，邵丽与读者签下了关于周语同的“自叙传”契约，但随即在第二章，契约暂停履行，作者给出穗子——周家祖母的人生故事，宛如“我”默默地递出了一张穗子大婚时的“旧照片”，让听故事的人辨识长辈人物年轻时的眉眼……这一顿挫之后，周语同再度开口，语速很快，情绪饱满，家中旧事滔滔而出，祖一辈父一辈，前一窝后一窝，秘辛苦衷，兰因絮果……急管繁弦的讲述因为下一代的出现戛然而止，于是听故事的人也吁了口气，转向刚刚拉了把椅子坐下的拴妮子的大女儿周河开，下半场开始。周河开的声音冷静淡定，跟着加进来的林树苗的声音活泼里透出骄傲，周鹏程的媳妇胡楠的声音开朗得体……小说开篇对峙的周家两支八个子女陆续加入了谈话，有人开口有人沉默，有人多言有人寡语，他们的讲述不尽相同，甚至互相抵牾，胡楠拿出了聊天记录，周雁来发来了一篇名为《穗子》的网文，周语同不无焦虑的声音还会插进来——有时是她，有时是“我”……最后所有人散去，再度恢复成了作为“我”的周语同的声音，语速放缓，语调降低，一声喟叹接着一声疑问，一半释然牵连一半执念……她近乎轻声地忽然说起一件不相干的童年小事——母亲送她和弟弟去姥姥家，在村外河里濯足。“那一刻，她的笑是那么年轻。”
声音消失，对面椅子上讲故事的周语同起身离开，她的背影与邵丽依稀仿佛，听故事的我怔怔地，万千感慨，百味杂陈。合上《金枝》，我的感受不是读了一部小说，而是经历了一次伦理事件，重新获得或者再度验证了某些珍贵的生命经验——属于我的，属于邵丽的，属于《金枝》里主角如周语同、拴妮子，也属于那些让人心疼的配角如庆凡、刘复来——这弦外有音的“复来”！当然，那经验更是属于所有在生活中无名且失语的普通人的。
程德培文章中有一段让我心有戚戚焉的分析：“生活中暗藏着一种秩序，在线索杂乱无章的纠缠中暗藏着一种结构性的东西是我们难以摆脱的，但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网络和纹理，要解释它的意义是不可能的，但要放弃解释更不可能；由混乱的线索所组成的整个关系似乎都在期待着一句会让它变得清楚、明确和直白的话语，这句一锤定音的话似乎就在嘴边，但却从未有人宣之于口。”
《金枝》里密密匝匝的日常，含蕴着我们的生存之谜。
第二，人物作为“子集”，而非单纯的个体，支撑着小说意义的生成。
“金枝”在这部长篇中，似乎不仅是内容层面的喻体，也可以看作修辞层面的喻体，小说里的人物正是以“开枝散叶”的方式进入文本的，故事里的绝大多数人物（除了极个别情节所需的功能性人物，譬如征兵办的首长），都是通过血缘或者婚姻成为家族不断划分的“子集”，不断蔓延的枝叶。
作为叙事对象的经验从来都是边界模糊的，没有纯粹的边界清晰的“自我经验”与“他者经验”，也很难精准地辨析出“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在古老的叙事艺术形式中，无论是西方的史诗源头，还是中国的史传传统，以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都是经由众多个体“加工”而成的族群经验，代代相传。这些无名的讲故事的人没有现代小说家的版权意识，这一区别造成的后果并非仅仅表现在利益层面，还形成了写作者和社会的心理默契，那个署在小说后面的作者名字意味着这是一个人对世界的发言——他（她）在讲述独属于他的自我经验或者对经验的发现。
无论是独立的现代小说家还是作为孤独个体的小说人物，在获取现代性真相和意义的同时，也牺牲了在更为恒久维度上的关于人类的另一种真实，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更大集合的子集，都是族群之树上的枝叶。
正如英国作家、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所坦言的那样：“经验是不可分的，它至少在一个甚至数个人生里延续。我从未有过我的经验完全属于自己的印象，反而经常觉着经验先我而行。总之，经验层层叠加，通过希望和恐惧的指涉，反复重新定义自身；此外，通过最古老的语言——隐喻，它不断在似与不似、小与大、近与远之间比较。”
伯格这段话出现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也叫作《讲故事的人》，写于1978年，这是对本雅明的喟叹近半个世纪后的一次清晰的回应。伯格不只在这篇文章中谈论，同时也在他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工作中，像农民一样身体力行地努力保存着“时间的经验”。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趣是切断与过去所有联系，将所有的努力和想象转向未曾发生的未来。”
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组织方式，原子化的个人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投射到叙事之上，独立的个人也就成为塑造现代小说人物的合法性前提，含蕴着复杂经验的历史和时间折叠进一个叫作“故乡”的空间名称，在寓言化的叙事想象中被放逐成为远景，个人立于地平线之上，背向历史，面朝一望无际的未来。
邵丽在《金枝》中对抗了这一“合法性”前提，“取消”了人物的前景式独立，让“故乡”前景化，释放其中的历史和时间，重新让个体返回到族群之中，在血缘伦理的“世俗之网”中审视每个人。这是一种冒险的很容易招致诟病的做法，但却更接近我们每个人真实的人生处境。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充满勇气且如此“政治不正确”地对待着她的人物的同时，通过鲜明的性格塑造和动作性极强的情节铺排，给予了人物“反抗”作者处置的力量。于是，一如周家祖父辈的生命与他们各自的历史时空深刻纠缠一样，周家后代也随身携带着充沛的移动互联时代的个体力量。
邵丽“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左右互搏，使得《金枝》中的人物立体鲜活，真人一般内心充满撕裂与矛盾，小说文本也获得了真实生活本身一般纹路复杂的质地，具有了丰沛的意义生成的可能，经得起各种阐释。从其面世一年多批评界的反应来看，无论是面对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还是女性主义理论、原型分析理论、社会历史分析理论，《金枝》都展现出了宽阔的意义阐释空间。
这使得我不禁想到，对于小说作者来说，与其信靠自以为强大的问题意识——那份强大通常是可疑的，反而不如忠实于朴素的生命经验。事实上，忠实再现经验，是更为高级的小说修辞原则，对小说家具体的修辞能力——也就是俗话说的“手艺”——要求也更高。
第三，展现了作为作家信仰和作品意义生成前提的“希望原则”。
作品意义生成，背后依赖一套思想体系和价值系统。而这一体系和系统通常会被作家的真实信仰所统摄。自我背离的作家写出的作品，所谓“违心”之作，自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经典小说的叙述模式，或者说被我们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深刻地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中梦想的力量、“希望原则”，或者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变化着的可能性。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巨大的文学活力正是来自历史中的这一可能性。
希望原则，或者说“乌托邦力量”，属于作家，也属于作家身处的族群，是那个时代他们共同对世界、历史和人生的总体认知与基准判断，这一力量决定了作家如何将小说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组织到世界的大进程之中，也决定了小说在哪些人面前，以及如何完成意义生成。上述引文中提及的那些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深刻依赖的正是曾经作为人类解放“乌托邦”的人道主义思想。
然而，进入20世纪，“希望”似乎开始破灭了。“人们把十九世纪以前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观称为反映论，这种反映论认为小说可以如实地反映生活真实甚至反映本质真实。读者在小说中最终看到的正是生活和现实世界本身的所谓波澜壮阔的图景。反映论是一种自明的哲学依据，就是认为生活背后有一种本质和规律，而伟大的小说恰恰反映了这种本质和规律。……而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观则不同，小说家大都认为生活是虚无的，没有本质的，没有什么中心思想，甚至是荒诞的，小说不再是对生活、现实和历史某种本质的反映，它只是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说法即是‘弄虚作假’。”小说叙事从经典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嬗变，与其说是一种反叛，不如说小说家在回应时代与现实，不得不做出种种改变——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的方式，再也无法捕捉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之后的现实了。
然而，无论如何变换小说的修辞方式和思想资源，现代主义小说叙事依然捍卫着意义的生成，不过是把反映论换成了现象学，现实主义换成存在主义，乌托邦换成“反乌托邦”。真正给小说叙事带来致命威胁的是资本企图彻底接管人类社会，一切人的行为逐渐都被异化为消费行为，解构的反抗性也丧失殆尽，沦为一种喜剧技术手段用于生产娱乐产品，市场交换带来的价值无差异性最终导致了价值虚无和意义的无法生成。
中国当代文学叙事，在新时期以来的40多年的时间里，压缩、倍速地大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当然，中国的作家也在以各种努力对抗着小说叙事的这一危机，譬如重新挖掘现实主义的叙事可能。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小说叙事，尤其是长篇小说叙事，或多或少的确有着批评者所指摘的“贫乏”症候。这是在21世纪20年代初，邵丽开始她的新长篇时，不得不面对的文化现实。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作家都在面对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你们的创作“败给”了生活？
与其说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有价值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失望情绪。每个时代都在呼唤它的代言人，有时候这种呼唤是以苛责的口气发出的。我想邵丽和同时代很多有着文学抱负和责任感的作家一样，一定也听到了这样的呼唤，但她的回应，不是迎向时代——选择更为极端、边缘或者新潮、热门的题材——虽然我会把与“热搜”共时竞争的写作看成另一个方向的努力，而是老老实实回到了最为本真与朴素的自我生命经验本身。
她逼近、拉远，严苛地审视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向下深入几千年来的伦理信仰的根基——开枝散叶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人生价值指标，乐生爱命、生生不息至今也是我们这个族群的价值共识。邵丽口中的“向上的台阶”是最能引发读者共振的意象，不愧先人，提携后代，一代更比一代强，千万普通人关于生活的愿景，事实上就是一种朴素的信仰。作为作家的邵丽从这份朴素信仰里看到了关于人的解放的复杂诉求——性别的解放，阶级的解放，身份的解放……她在叙事中把承载经验的事件组织进入了中国百余年来的现代进程中，让《金枝》中的每一根枝叶都留有独属于生长时间的雨雪风霜，各自领受命运之力无法逃避的折损伤痕。她携带着每一片枝叶叩问高处那发光的所在——那是她心中笃信的属人的应然生活该有的光明与自由的模样。
本雅明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所有杰出的讲故事的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能像在一架梯子上一样在经验的梯子上自由地上下运动。梯子的一端深入地下，一端直插云霄。这个形象恰当地表达了一种集体经验，对这种经验来说，个体经验中最大的打击——即死亡——也不会成为妨害和障碍。”
能够帮助人超越赋予生命意义的集体经验，正是族群的共同信仰。作家的信仰扎根于此，但却又超拔于这一质朴的集体经验，经过形而上思考、升华，抵达了人类的精神星空。邵丽沿着她经验的“梯子”上下求索，给《金枝》带来了“希望”的霞光。这再度印证了我此前对邵丽个人的判断：“她对人间存有大信。”
四
《金枝》面世以来，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普通读者认为真实动人，作家、批评家这些专业读者则认为诚恳、真切地记录了“人间烟火”，著名批评家潘凯雄说：
与其说这是一部特色卓著的家族小说，倒不如说这是一部充盈着丰满的“‘精神的’气候”的现实主义佳作。现在人们总是呼唤文学创作要关注现实、体现时代，殊不知现实与时代之于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直不愣登地用文字来书写，而是悄无声息地灌注于作品人物与故事之中，《金枝》的成功亦正在于此。
正是作家面对个体经验和人类经验的诚实，成就了这部“现实主义佳作”。邵丽是一个有着充分自觉的现实主义创作者，她认为，“今天比以往更需要现实主义”。她也为21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提供了出色的现实主义文本，这一点是很多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共识。这样的研究是重要的，但我认为呈现那个“悄无声息”的过程，也是同样重要的。邵丽与《金枝》之于当下中国小说创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如果有更多的人认同诚实应该是小说艺术成就中的指标之一，那我们似乎也就有理由期待更多灌注了现实与时代勃勃生气的作品。
无论这样的作品关注的具体人类经验是什么，都会因着作者的选择而获得更具超越性的价值。一如邵丽在《金枝》中，赋予了日常更高阶的精神力量。我们不难发现，邵丽的日常，不是张爱玲的“精致的俗骨”式的日常，不是知识分子永远挫败于市民逻辑的“新写实”的日常，邵丽的写作让日常再度成为伦理事件的场域，让阅读《金枝》成为可能遭遇直面生存之谜的机会。
邵丽与《金枝》似乎也可以作为一个故事来看——这个为生命经验赋予意义的故事，讲述的是写作那广为人知的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