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丽的《金枝》出版后引起大家关注，评论文章都有不少。我读到计文君的评论文章，觉得她对《金枝》的判断十分准确，她认为邵丽写《金枝》是非常诚实的写作，所谓诚实，是指诚实于自己的经验和体验。因为诚实于经验和体验，邵丽就不会为了理性去讲故事，她的故事基本上不是遵循于理性或逻辑的要求，而是遵循着生活本身。生活本身是复杂的，不是按照人为的理性逻辑而进行的。当邵丽基本上遵循生活本身来写《金枝》时，这就决定了小说主题的复杂性，我们既然能从生活本身发现不同的关注点，理所当然地也能从《金枝》中找到不同的解读角度。放在文学版图中来校正的话，说《金枝》是家族叙事，或革命叙事，或女性叙事，或其他，等等，都是正确的，但当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叙事来对待的话，就有可能忽略了其他叙事所赋予小说的价值。我们期待有批评家能够兼顾各种叙事，全面地解读这部小说，我自愧没有这种能力，就想从邵丽以家族故事中的一个构思说起。
弃家的父亲
《金枝》当然可以看作是一部家族小说，邵丽写了周家五代人的故事，五代人就像是一株百年大树，枝繁叶茂。邵丽把这株大树的根系交代得“风吹雨打”。这是家族小说的基本构成。但邵丽所讲述的这个家族故事却有一个非常特别之处，即这个家族的男人几乎都采取了舍弃家庭的行为。第一代周同尧是叙述者的太祖父，他与太祖母生了个儿子周秉正，因为不满这是包办婚姻，便舍弃家庭跑出去参加革命了。第二代周秉正则为周家留下了两个儿子周启明和周启善，但这照样挡不住他要逃离家庭的愿望，他的逃离自然也是奔着革命去的，但他最终是与家族彻底失去联系，有传说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也有传说他去了海外。第三代周启明和周启善都是各自在十几岁的青春年华里悄悄从家庭出走，去追寻在革命队伍里的爷爷周同尧了。其中周启明逃离家庭时才15岁，正在县城的中学读书，家里的长辈迫不及待地为他许下一门亲事，并连哄带骗地让他完婚，他是在根本还不知道他已经成为父亲的情景下逃离家庭的。尽管父亲出走在家族叙事中并不是一个新鲜事，许多家族小说，特别是反映革命历史的家族小说，经常会有一个逃离封建家庭投奔革命的年轻人形象，但是，像邵丽这样干脆将一个家族在某一时段里的父亲们全都写成是舍弃家庭的父亲，还是引起我极大的惊奇，我相信，这一构思本身就值得我们讨论。
父亲是男子的一种特定身份，有了子女的男子被称为其子女的父亲，父亲与子女具有血缘关系，这也决定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身份定位和职责。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特别有赖于家庭的稳固性，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建立在家庭稳定的基础之上的，为了维持家庭的稳固性，便强化了父亲的权威，并由此建立起以父权为中心、以伦理原则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就是建立在宗法、人伦的基础之上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伦关系扩大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父亲因此具备了超血缘的意义，父亲代表着历史，也代表着威权。可以说，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一种父权制度，在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里，父亲是最高的主宰者，而在国家层面，皇帝则是一个最大的“父亲”，主宰着国家的一切。父权主宰的历史延续了上千年，也曾有过辉煌，但到了清末便陷入衰落的颓境之中，它将中国带到了灭亡的边缘。革命的风暴摧毁了封建旧王朝，但新社会的建立仍然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批判以父权制为中心的旧文化便成为新文学的首要任务。作家们的批判矛头自然对准了封建旧家庭中的父亲，父亲成为专制的符号，如巴金笔下的高老太爷，他要求高家所有的人都要绝对服从他的意志，他逼着自己的孩子读“四书五经”，把家庭变成了一个封建专制的堡垒。高老太爷是《家》中的父亲，他成为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典型形象，类似的父亲形象还有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捷三，等等。但是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年轻的一代不愿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更不愿成为“高老太爷”式的父亲，他们为了摆脱旧家庭的束缚，便毅然逃离家庭，投奔革命。在现代文学中同样有着大量的离家出走的年轻人形象，这些年轻人形象多半成为代表新时代的革命者。他们在革命中自由恋爱，组建起新的家庭。于是，我们在革命叙事中看到了另一种父亲形象，即代表革命时代的新的父亲形象。父亲成为英雄的化身。父亲作为革命历史的象征，这构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和战争题材的主旋律。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革命政治理念对个人家庭的忽略，当时的文学作品相应地也忽略了对父亲的具体身份的书写，而是强调作为革命事业的父辈们。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家族小说的兴起，才有了非常具体的英雄父亲形象，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中的关山林。
这样，我们就在以往的文学作品看到了两种类型的父亲形象：一类是代表封建旧家庭的父亲形象，一类是代表革命的、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父亲形象。这两类父亲形象并没有关联。但邵丽的《金枝》却通过三代弃家的父亲，反复提醒人们注意，这两类父亲形象是有关联的，他们来自同一个家族，他们有着同样的文化血脉。
周启明15岁就逃离旧家庭参加了革命，可是他不能像当年众多的热血青年那样干净利落地与旧家庭决裂，因为他在旧家庭里还留下一段短暂的婚姻。但他决裂之心很坚定，革命胜利后仍不回家，只将要离婚的信不断往回寄，终于他离婚了，他重新在革命队伍里自由恋爱，组成了新的家庭。他以为这样就与旧家庭一了百了，毫无牵挂了。哪承想，这段短暂的婚姻经历使他在家里留下了一个孩子，从此他再也甩不开家族的羁绊。周启明是邵丽所塑造的一个具有新的认识价值的父亲形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对父亲形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审视的过程，从“审父”到“弑父”，到“无父”，到“祭父”，我们通过对父亲形象的书写，不断地深化了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理解。周启明便是这一认识链条中延伸出来的又一环节。周启明这一形象特别凸显了父亲与家族割舍不断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是血缘上的，也是文化上的。血缘上的关系更多涉及父亲的伦理和情感，而文化上的关系则深深影响父亲的思想言行乃至世界观。尽管邵丽主要是从情感的角度去书写父亲，但我们仍能感觉到家族和传统文化在他情感深处的涌动。亲人们看重他，无论是新家庭中的亲人，还是旧家庭里不被他承认的妻子和女儿，在大家的眼里，他是一个父亲，他要担当起父亲的责任。这也揭示出一个事实，父权的理念仍然是家庭伦理关系的核心。周启明这一形象还给了我更多的联想。我想到应该怎么认识革命与传统的关系。革命是要推翻旧制度，包括以父权为中心的旧的家庭制度，革命终于达到了目的，旧的制度被推翻，但维系旧制度的父权理念并不会因此便烟消云散，事实上它仍然顽强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里，甚至革命本身也容纳了父权。也就是说，过去父权是依托于家族，随着革命的胜利，家族制度逐渐衰落，父权便依托于革命。有很多迹象都可以看作是父权向革命的转移。比如，周语同小时候被父亲周启明溺爱有加，但有一次她在父亲办公室里随意涂抹了报纸上的政治领导人的合影照，被父亲严加惩罚。这次遭遇的结果是周语同的“幸福童年便戛然而止”。后来周语同则是这样来认识自己父亲的：“高度政治化的认知，让父亲心理严重变形，抑或可以说是变态。”从家族到革命，这是一个未完成形态的历史进程，当我们将父亲置于这样一个未完成形态中来考察的话，我们会对他更多的理解、叹息和宽容。这也是我阅读《金枝》后得到的启发。
庆凡这个人物设计同样颇有深意。庆凡是周启明奶奶收留的一个贫穷家孩子，奶奶视他为周家的亲生孩子，是周启明和周启善所尊敬的大哥。庆凡心怀感恩，对周家一片忠诚。后来，周家仅仅留下他一个男人，周启明的奶奶和母亲都是由他照看，特别难得的是，他悉心照料着周启明遗弃的妻子穗子和女儿周拴妮。庆凡这个人物形象彰显了父亲在家庭中的责任和担当。周启明断然舍弃家庭，也就意味着他推卸掉了作为父亲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庆凡则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一个父亲在周家应有的职责。要知道，庆凡与周家并无血缘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感恩的行为，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感恩，庆凡不会做得那么自然、实诚。探寻庆凡内心，我们会读到一个质朴的乡下男人对于家的敬畏和忠诚。他觉得他是周家的人，所以他要为这个家“守着”，哪怕他在周家忙忙碌碌一辈子也没过上好日子，他也心甘情愿。他把周拴妮当成亲闺女对待，周拴妮叫庆凡“大大”，她与大大最亲，庆凡去世后，周拴妮悲痛欲绝，“哭了三天，水米不进”。庆凡对于周拴妮而言，是给了她一个实在的、温暖的家的环境，她的成长才有了保障。庆凡这一形象展现了父亲的责任和担当。
女人的“战争”
《金枝》写了众多的女性，个个写得精彩，仿佛是百花园里争奇斗艳。邵丽擅长写女性，她能深入她们的心灵，洞见她们的精神隐秘。完全可以将《金枝》视为一部富有内涵的女性叙事之作，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话题。但我在这里，只想谈谈女人的“战争”。因为这也是小说的重要方面。其中主要是穗子与朱珠的“战争”和周语同与周拴妮的“战争”。
女人的“战争”首先是争夺父亲的“战争”。因为父亲主宰着家族，谁拥有了父亲谁就在这个家庭里走得起。在这一点上，穗子具有清醒的头脑，她在与朱珠的争夺战中处于劣势，她是被周启明休掉的妻子，她有更紧迫的危险感，因此这也增强了她的“战斗力”，她在“争夺战”中表现得极其强悍，甚至不择手段。比如在祖母葬仪期间，穗子一直都跟在周启明的身后，亦步亦趋，充当着长媳妇的角色。穗子这样做难道是想把周启明拉回身边吗？显然她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她是要争夺自己和女儿在这个家族中的存在感。而她在这一场“争夺战”中虽然处于劣势却最终没有输掉。周启明的女儿周语同就真切感受到穗子的厉害：“漫长的几十年里，虽然她蜗居在此处，但她一直控制着我父亲，并企图通过父亲操控我母亲和我们的家庭，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场，什么时候唱红脸或者白脸。她玩弄我们于股掌。”说到底，她们争夺的是父权。
周语同与周拴妮属于第二代的“战争”了，相比于她们母亲之间为了父权的“争夺战”，两个女儿的“战争”似乎更为实际得多，小时候周拴妮就能够独自一人去城市父亲的家里，索要财物。在这场“战争”中，周语同仿佛始终占上风，她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周拴妮虽然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但她并不退缩，相反她以极大的韧性不断地出击，每次出击都能有所收获。事实上，周语同与周拴妮的较量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较量。乡村文明在衰落，过去乡村的人把希望寄托在土地上，但如今土地靠不住了，乡村的人急着要离开土地，他们把梦想和希望寄托在城市里，从这个角度说，周拴妮是一位大获成功的乡村母亲，她的四个儿女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在城市成家立业。这一点对周语同的刺激特别大，她不仅觉得周拴妮胜利了，而且还因此心服口服地接纳了周拴妮，觉得周拴妮几个儿女的奋斗史是为周家的历史画卷增光添彩了。但是，邵丽并不想一味地赞美城市文明，她从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较量中看到了某种令人忧虑的东西。且看她在小说中写到的一个细节。她写周语同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城市女性，她对自己女儿林树苗的养育真的说得上是当成“金枝玉叶”般地呵护，她同时也给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林树苗是妈妈周语同精心规划的作品”。但在这优裕的家族环境里，林树苗并不感到幸福，“只要离开家，她都是快乐的，开朗的”。林树苗小时候在深圳小姨家，光着脚丫子在姥爷的菜地里蹚来蹚去，身上沾满了泥，十分开心。然后她问姥姥，为什么她的妈妈特别怕泥呢？姥姥的回答很有意思，姥姥说：“她不是泥做的，咱们都是泥做的。”邵丽显然更希望未来的一代能够亲近泥土，为此她也特别安排了一个返回乡村的情节。周拴妮的第四个孩子周千里博士毕业后嫁给了农学博士李庆余，他们一起回到上周村，李庆余“被这块土地和流传在土地上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他留在了上周村，在这里进行小麦育种试验。这让一生都在为儿女进城而劳累的周拴妮也变了一个人似的，她突然领会到了乡村景色的美丽，爱去河边看月亮，她看到美丽的月亮升至中天的时候，还要念叨：“月亮奶奶，你真好呀！拴妮子感谢你，给了我想要的日子。”最后，邵丽将周家的一切辉煌都归功于土地，她写道：“黄澄澄的土地，真是养人啊。不但养这么好的柳树，还养肥硕的庄稼，还养这么优秀的孩子们！”赞美土地，是这部小说的重要归宿。周家的三代父亲都选择了逃离土地，在那个时代父亲们的选择也许是正确的，但事实上他们是逃而不离，因为他们的根脉仍在这片土地上。这或许就是邵丽想要告诉人们的。
但邵丽意犹未尽，当她在写家族几十年间的冲突和争斗时，内心里就在思考着家庭的理想形态。女人们一直“战争”不断，她们在争夺着父亲，争夺父亲只不过是要争夺父权，也就是通过父权获得家族里的话语权。周语同从小就意识到话语权的重要，因此她在“争夺战”中总是冲在前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眼看着家族的起起落落，看到亲人们的命运沉浮，终于明白过来：“支撑这个家的并不是父亲，而是这个被我们忽略的——一生对我父亲、对孩子们千依百顺的母亲。”这当然是邵丽本人在对家族历史进行反思后的坚定看法。于是她用饱含感情的笔墨写了众多的母亲。在传统的家庭里，父亲是权力的象征，母亲并不掌控经济，也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那么，母亲是凭什么来支撑一个家的呢？邵丽告诉我们，母亲凭的是亲情。穗子与朱珠是两个在为人处世上截然不同的母亲，穗子强霸，朱珠隐忍，但她们对于子女以及亲人们的爱是相同的，只是因为各自不同的处境因而爱的表现方式有不同。后来周语同就认识到：“我母亲和穗子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她们的争与不争，就像白天和黑夜的轮回，就像负阴抱阳的万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不过是两者的姿态和位置不同而已。”母亲们始终在做的事情就是孕育亲情，培植亲情，呵护亲情。亲情是空气中的氧气，它看不见，摸不着，谁也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在一个充满亲情的家庭里，人们就会像是徜徉在绿色的大森林里，心旷神怡；而在一个缺乏亲情的家庭里，人们就会感到呼吸不畅，有一种窒息感。亲情不是金钱，不是物质，也不是显摆，不是做作，亲情是一种自然天性，是心心相印。周语同为母亲买了很多大牌的衣服，她以这种方式孝敬母亲，可是母亲从来不穿，她住在小女儿家里仍穿着自己缝制的棉衣棉裤。周语同责怪自己的妹妹，说别人看到母亲这样的穿着会以为儿女不孝。母亲听了很诧异，她说：“我闺女每天出门进门都牵着我的手，寸步不离，还能怎么孝顺？”周家的女子们几十年间“战争”不断，“战争”的结果却是让她们觉得越来越是一家人了。这自然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亲情是将大家黏合起来的重要因素。小说结尾的场景是，住在家乡的周拴妮经常要给远在深圳住着的朱珠打电话，她们在电话里聊家常。朱珠还对周拴妮说：“你经常去走亲戚。去吧。去吧。亲戚亲戚越走越亲。不然啊，时间长了，下一辈小孩子们就散了。”家常话里满是亲情，亲情让家族更加充满活力。亲情，便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