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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霞里》:家国历史的融入与日常叙事的新变

魏微给人的印象是擅于开掘幽微的情感世界,表现个体复杂的情感结构,呈现悠然宁静的日常生活,揭示日常生活的厚重和意趣。历史、政治与人的命运,这些宏大的命题,不是其关心的领域。然而在沉寂10年之后,魏微以编年史的形式,书写了一个“70后”女性的人生,表现了其父系、母系两个家族的命运,同时也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至新世纪的前10年,当代中国40年恢宏的历史图景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其展示时代变迁的雄心和表现同代人命运的抱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魏微。

魏微将国史家事融入日常生活的讲述之中,通过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的书写,表现家族的起伏和历史的波澜。曾经的魏微专注于表现和书写日常生活,回避谈论历史与政治,通过文学表现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观察,表现日常生活的绵延与恒常。如《姊妹》,在“文革”的背景中,展示三爷与妻妾的情事;《一个人的微湖闸》描绘风起云涌的70年代飞地微湖闸的恬淡时光;《在明孝陵乘凉》和《储小宝》在社会转型的时间档口,讲述少女的成长与心事,感叹青春的短暂,凭吊岁月的流逝……这些作品,书写了远离历史的特殊生活,是远离集体记忆的个人经验,像一段迷离的呓语,像一个温情的旧梦,在这些作品中,魏微表现了风云激荡中的宁静、波澜壮阔中的恬淡,表现出一种士大夫式的闲适和意趣。而在《烟霞里》中,魏微的创作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她依然书写日常生活,展示平静生活之下的暗流涌动,但不再拒绝书写历史,不再回避政治,她开始重视历史和政治对日常生活和人的影响,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表现历史、反思历史,她的写作和社会与时代形成了紧密的关系,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她以编年史的形式,以田庄的人生为线索,讲述田庄所经历的生活和历史。《烟霞里》中的历史,有尼克松访华、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国之大事,也有八三年“严打”、九○年物价飞涨、九二年的“股疯”、九九年末日谣言、新世纪炒房热等社会史记忆,还有张蔷的迪斯科、崔健和“魔岩三杰”的摇滚乐、罗大佑的演唱会等大众文化记忆。魏微书写的历史,有标志国家和民族来路与前途的宏大历史,更多的是普通人真切触及和感知到的社会记忆,对于历史的书写,她拒绝历史学家的概括,也拒绝政治家的锚定和学者的分析,她书写普通人感知到的历史,将这些普通人的历史记忆融入日常生活的叙事之中,呈现出普通人的命运在历史中的逡巡与摇曳。通过这样的方式,魏微突破了日常叙事的单调与平庸,拓展了日常叙事表意的广度和深度。

魏微的《烟霞里》直面历史,表现了历史对人的深刻影响。小说里,田庄的父辈中很多人作为“红卫兵”深度参与了“文革”。田庄的父亲田家明,在“文革”中非常活跃,贴大字报,起草“红卫兵”组织的宣言,还组织起一支“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一路奔向井冈山。姑姑田家凤初中就开始搞大串连,上山下乡她第一个报名,为了去遥远而艰苦的地方,她大闹学校和教育局。姑父李勇更是当年的“红卫兵”头目,曾率队奔赴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文革”的终结让他们理想幻灭,纯真不再,他们没有经历过思想的反省与灵魂的重塑,就带着幻灭的情绪和破碎的精神,被推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在世俗化的世界中迅速地庸俗化和物质化,失去了往日的朝气与追求,沉迷于物质生活。小说中,改革开放以后,这三个人物的面目是模糊的,虽然经过多年的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魏微只讲他们琐碎的生活,没有再谈及他们的人生理想与精神追求,这意味着他们的心灵已经随着“文革”的终结,与他们的青春一同枯萎了。尤其是田家明,在结婚后,曾经具有远大理想的他,面对文化程度不高且庸俗的妻子,俨然成了她的助手和随从,按妻子指定的路径按部就班地生活,执迷于对更高岗位的追逐和对更多物质的占有,改变国家和社会的愿景早已烟消云散。而田庄的母亲孙月华在生活中延续着“红卫兵”的作风,行为缺少教养,做事不计后果。田家明精神的“钝化”助长了孙月华的偏执与泼辣,使她逐渐成为主导家中事务的核心,为田家的生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为田家日后的败落埋下了伏笔。他们都拒绝清理历史或反思个人,带着历史的“余毒”奔向了新的生活,最终在新的生活中自食苦果。这样,魏微将国史与家事绑定,将历史和现实勾连,在写作中思索现状的历史缘起,反思命运的历史根源,呈现了历史对其家族每位成员的深刻影响。她不再书写历史的旁观者和局外人,不再追求恬淡闲适的意趣,而是直面现实的残缺与遗憾,深究历史的源头与根脉。

有评论家曾谈到魏微的日常叙事中具有鲜明的内省意识,认为魏微常在作品中进行自我的审视与剖析。而在《烟霞里》中,我们看到这种内省的意识已经生发为反思历史的精神,她通过书写父辈的人生经历与精神状态,表现“文革”在当代的遗害。这种反思意识在之前的《胡文青传》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小说中,主人公胡文青是有名的天才少年,“文革”中成为“红卫兵”的头目,参与过一些出格的事情,后来遭到清算,靠女人养活,潦倒度日。有人要求他对做过的事情道歉,他宁可自戕,也拒不道歉。他明知自己犯了大错,但他认为越是大错,越不能道歉,那些轻易道歉的,都是从没真正相信过什么的,这种人的道歉,也是无力的和没有价值的。后来大家就逐渐淡忘了有关胡文青的往事,而就在这个时候,胡文青又再度声名鹊起,他在改革开放后南下闯荡,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赚下了万贯家财,再次成为家乡的明星红人,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检讨与道歉的缺席并没有影响胡文青的发达。但到了晚年,曾经的错误变成了他的心结,家财万贯并没有成为他灵魂的寄托,他只有通过宗教获得内心片刻的安宁。从《胡文青传》到《烟霞里》,魏微对历史的反思精神是一贯的,不同的是,《胡文青传》通过对历史亲历者个人经历的讲述,讨论个体对历史责任的承担问题;而《烟霞里》不仅表现了“文革”对父辈的改变,也呈现了“文革”对子一辈的次生伤害。从“文革”中走来的孙月华,行为粗鲁甚至有些野蛮,经常将恶毒的言语抛向子女,让其备受羞辱,她还具有暴力倾向,经常痛殴子女,给子女的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长期生活在母亲的淫威之下,让田庄和弟弟妹妹的精神受到了压抑,内心的发育受到了影响。尤其是田庄的弟弟田地,三四十岁依然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这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意味着田家下一代的坍塌,预示着田家难以挽回的颓势。通过这样的书写,魏微对“文革”的反思从个人的担当问题,上升为一代人的责任问题,以及家族与国家历史命运的问题,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加深了批判的力度,让我们看到了拒绝历史反思后触目惊心的结果。

《烟霞里》对历史反思是全面而深入的,小说不仅对“文革”进行了反思,对改革开放也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也是通过对人物经历以及家族命运的叙述来实现的。田庄的母亲孙月华,从“文革”走来,带着“文革”时代的精神遗迹,但她却是世俗化时代的英雄。改革开放后,她通过数年的经营和努力,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和身份的转换。然而,孙月华对物质的痴迷与贪婪最终将她和她的家庭拖入了深渊。家乡的官员好大喜功,在农村大肆开展基建工程,为了获取巨大的利益,孙月华和丈夫不仅将大半辈子的积累投入其中,还和孩子们一起借高利贷,不计后果地持续投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终整个家庭被其连累,翻身无望。对物质生活的渴望曾一度给予了孙月华拼搏的动力,并让她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但欲望持续的生长又将其打回原形,她终其一生都痴迷于对物质的追逐和囤积,但最终不仅一无所有,还债务缠身,富贵荣华终究化为幻梦一场。孙月华对物质的痴迷,一方面由于欲望的膨胀,另一方面则来自贫穷的记忆,自幼在农村长大的她,深谙贫穷带来的苦涩与疼痛。而从小衣食无忧的田庄,并没有贫穷的记忆,但她对物质的渴望同样强烈,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攀升的阶段,田庄购置了多处房产,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这让她虽然拥有万千资产,生活却捉襟见肘,为了还贷款夜以继日地透支自己的身体和健康。田庄和母亲在改革开放后的时代,被物质诱惑,被欲望驱遣,整日处于占有更多财富的亢奋和焦虑之中,显然,这不是田庄母女独有的生活状态,而是同时代人共同的生活常态。

关于这个时代,魏微发现,在欲望膨胀的同时,是人们精神的萎缩。小说中,中年的田庄和一些朋友经济富足,衣食无忧,但富裕后的他们精神空虚,丧失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甚至只有在肉体的疼痛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田庄有一位她钦佩的学者朋友,在评完高级职称后,就掩书封笔,变得倦怠和幻灭,认为这是一个理工科主导的时代,像他这样的人文学者,除了制造一些速朽的文字垃圾,别无他用。田庄单位的那些学者同事,更是每天为了官位和职称勾心斗角,在全广州最边缘的单位,为了蝇头小利你争我夺,斯文扫地。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人文学者,在这个时代都受困于物质的牢笼,在意义和价值的命题前同样茫然,精神陷入困顿与迷失。反观田家明、田家凤等田庄的父辈,他们年轻时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为了改造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主动要求脱离城市、扎根农村,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与激情。作品中,70年代与改革开放后的两个时代互为镜像,通过两个时代的并置与对照,其各自的问题跃然纸上。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方面,魏微虽然对自己所经验的历史进行了书写和反思,但并没有试图通过塑造一个或多个与历史同频的人物,概括历史的轨迹,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文学总结历史的规律,甚至把握历史的走向。她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打量历史,深感人的有限性,对历史满怀敬畏,通过叙述历史的无常,表达面对历史的疑虑和困惑,对小说中人物和家族的命运充满了怜悯与同情、感慨和唏嘘。这样的态度,是通过田庄这个形象来表达的。田庄是小说中贯穿全篇的核心人物,她是一个与时代疏离的人物,整个小说围绕她的人生展开,讲述其父系和母系两个家族的故事,但她对父系和母系两个家族的事务都很少参与,一直处于旁观的状态。对于社会事务,她也参与不多,除了正常上班和炒房,她与社会的接触非常有限,宏阔的历史在其面前呼啸而过,她不过是社会和时代的局外人。对于生活,她始终有一种无力感,无从掌控自己的命运与生活。青少年时期,她一直在母亲的压抑下按部就班地成长,比起她的父辈,她的青春非常单薄,没有过属于青春的舒展与奔放,没有青年人应有的投入与炽热,青年时代的爱人背叛了她,她也无能为力。长大后,她的婚姻是妥协和将就的结果,对丈夫的推杯换盏和放浪形骸毫无办法,后来也就漠不关心,日子在沉默中消耗,婚姻在冷漠中维持。工作方面,她出过书,发表过一些报道和论文,还评上了高级职称,但她对自己的工作缺乏认同感,认为自己的创作毫无意义。她没有知识分子的骄傲和清高,甚至对自己的职业没有自我的认同,厌恶学者、文化人这些身份,这些身份会让她觉得汗颜和羞愧。在社会生活中,她是一个边缘人,始终与时代和社会保持很大的距离,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社会和时代边缘人的处境。和她的父辈相比,她的精神是向内坍缩的,她与时代保持着距离,专注于自己平凡的小生活,并沉溺其中,但在个人的小生活中,她又未找到想象中的满足与幸福,精神陷入困顿与迷茫。小说里,在同代人中,田庄的境况不是孤立的和特殊的,魏微在小说中描述了多位田庄同代友人的生活状况,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和行业,但他们与田庄如出一辙,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精神都陷入了彷徨,他们漂浮和悬置在生活之中,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充满了迷茫,他们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却感受不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魏微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去书写他们琐屑的生活,更显示出他们的平庸与卑微。

魏微曾执着于开掘与呈现人性幽微的情感与复杂的内心,表现个体的异质性和特殊性,比如《到远方去》讲述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向一个陌生的女人敞开心扉,《石头的暑假》书写了英俊少年对女童越界的爱,《姊妹》讲述了妻妾之间的嫉恨与怜惜、纠缠与依存,《化妆》书写了一个贫寒女大学生与一个中年男性“荒谬无望的不伦之恋”,《一个人的微湖闸》回忆了杨婶与年轻司机的私奔……那时的魏微惊异于人情感的复杂与内心的莫测,将这些疏异的情感诉诸笔端,进行陈列与展览。《烟霞里》让我们看到,魏微对人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她的作品中,人从自我的、主观的存在,变为历史的、环境中的产物,她力图在时代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表现人的处境与内心,她书写的对象由个人经验到集体记忆,由小我至众生,她试图通过小说,揭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普遍的命运与处境,小说不仅对过往的历史进行了反思,也对同代人进行了心灵的审视与诘问。

将历史书写融入日常叙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编年史的体例加上日常叙事,容易写成流水账的样子,线性的生活片段的拼贴和连接很容易使读者感到疲惫和厌倦。为了避免这样状况的发生,魏微的叙事有很多变化,比如大量加入插叙和倒叙,刻意打乱原来的叙事节奏,经常在人物顺风顺水之时,插入小说中人物和其家族的悲剧命运,制造悬念,使读者保持阅读的热情。同时,魏微在小说中常常夹叙夹议,跳脱出小说的情节,对小说讲述的内容进行点评和议论,比如对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评价、对自由恋爱的讨论以及对广州火车站历史的讲述,好像在小说中植入了散文,文体的变化会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也成为吸引读者注意的手段。这些都是魏微为日常叙事书写注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在小说中所做出的有益尝试。这部小说有显著的突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用偶然的疾病终结田庄的生命,让田庄的故事和整部小说戛然而止,这使对田庄性格的塑造和田家命运的讲述似乎都没有最终的完成,结尾显得仓促和唐突。还有,对于这部小说,魏微可能更为在意对历史的叙述与表达,小说中部分人物的塑造不够完整,比如在小说前部有重要戏份的田家凤和李勇等人物,在小说的后半段几乎不见踪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