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礼文集》（下文简称《文集》）是“山东大学中文专刊”第一期十五家文集之一种，六册，三百三十万字，中华书局2023年4月版。
《张可礼文集》，张可礼 著，中华书局2023年版
张可礼先生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0），重点研究建安文学；第二阶段（1990—2009），重点研究东晋艺文；第三阶段（2009— ），重点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文集》前五册也按此顺序排列，第六册《晚学斋文薮》所收单篇论文、赏析文章、序跋书评，大多也和上述三方面的内容相关，并下延到南北朝文学。张先生是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著名学者。为了叙述更为集中，本文侧重谈谈张可礼先生对建安文学研究的开拓。
独特的文学史观
张可礼先生是陆侃如先生的研究生，陆先生是中国古代文学顶尖级教授之一。在陆先生的指导下，张先生读研期间已经开始搜集整理建安文学的相关资料，经过二十年的等待和准备，1983年终于出版了第一部建安文学研究著作《三曹年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张先生建安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资料详赡、考订细致和注意创新。什么叫创新？张先生解释说，一是开拓，二是深化。开拓是指视野开阔，拓展研究范围，做前人没有做过的题目，发前人没发过的议论，得出前人未曾得出的结论；深化是指前人虽有涉猎，但并不深入，将其拓展或细化，有新见解。
20世纪70年代，张可礼先生开启建安文学研究之序幕。他把此阶段研究的起始时间定在1978年，这一年他的《建安时期思想解放与文学的发展》发表，这是张先生研究建安文学的第一篇论文。1983年，《三曹年谱》出版，这是张先生研究建安文学的第一本专著，而这部著作的写作时间早在1976年就开始了。1986年，《建安文学论稿》出版。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建安文学”中的“建安”与汉献帝的年号“建安”（195—220）既关联紧密，又有区别。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借助“建安”年号，但其上限则可以上溯到董卓之乱或黄巾农民战争的爆发，下限则下延到曹植去世或齐王曹芳登基之时。张先生将建安文学的起止时间分别定在黄巾农民战争爆发的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和公元240年。通常讲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其起始时间是在东汉末年的汉灵帝中平元年。历史上汉献帝的“建安”是“东汉”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已经属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魏”文学。在此前提下，他将建安文学的发展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4—204），从黄巾农民战争爆发到曹操攻破邺城的建安九年（204），是为建安文学的形成期；第二阶段（205—217），攻破邺城后至确立曹丕为太子的建安二十二年，是为建安文学繁荣昌盛期；第三阶段（218—240），曹丕为太子至齐王芳登基的正始元年（240），是为建安文学的衰落期。
把建安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展现了张先生独特的文学史观。过去研究建安文学的产生，一般引用刘勰的“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加以论证。张先生从社会变革的角度，首次提出建安文学之所以产生，一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二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建安文学第一、第二阶段的交汇点在建安九年曹操克邺城，克邺之后，曹操有了根据地，文士的生活相对隐定，切磋商讨，有利于艺文发展。第二、第三阶段交汇点定在建安十二年曹丕立为太子之年，之前曹丕、曹植兄弟地位基本相当，曹操甚至更偏爱曹植的文采，但是现实是无情的，出于曹氏根基的考虑，曹操最终选中曹丕。从此，曹植的处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诗风也随之而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随着太子身份的确立，曹丕文坛领袖的地位也逐渐显现。张先生既阐述了分阶段的理由，同时又分析了各阶段的文风转变和文学特点，为前人所未发。
建安文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三曹年谱》奠定了张先生建安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张先生的成名之作。曹操、曹丕、曹植，合称“三曹”。三曹有特殊的王侯身份，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不同阶段具有自然形成的文坛领袖地位，抓住三曹各年的重要活动与重要作品的系年，就抓住了建安文学研究的“纲”。我们知道，作家的年谱著作对撰著者最基本的要求，一是对历史和文学史料的熟悉，二是对作家作品的熟悉，三是撰著者必须具有史识和史辩能力。在写作范式方面，以年为纲，以月为目，系以谱主的活动、行迹、作品、言论，并附以时局事件以及与谱主关系密切的人与事。年谱撰著常常会碰到少数时间跨度大、问题复杂，难于系入某年某月的事件，撰著者难免踌躇，不知所措，而张先生却游刃有余。例如曹操立嗣，曹丕、曹植各有党羽，《三曹年谱》在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立为太子条后立曹氏兄弟互相争夺之目，下分两个细目：“支持立曹植为太子的有丁仪、丁廙、杨修、贾逵、王凌、邯郸淳、荀恽、孔桂和杨俊”，“支持曹丕为太子的有贾诩、崔琰、毛玠、邢颙、吴质、桓楷、卫臻、曹操夫人王昭仪和曹丕夫人郭后”，细目之下都有丰富的书证，一目了然。
《三曹年谱》是一部严谨的年谱著作。张先生所有关于建安文学的论文、教材、作品选本，凡涉及三曹作品所作年份，都可以在《三曹年谱》中找到依据。《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中第一阶段曹操的《蒿里行》《薤露行》分别系于初平元年（190）和建安三年；第二阶段曹操的《步出夏门行》和曹植的《泰山梁甫吟》系于建安十二年、曹植的《公宴诗》系于建安十六年；第三阶段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怨歌行》分别系于黄初四年（223）、太和五年（231）。
拓展建安文学研究的视野
《建安文学论稿》附录二《建安文学研究论著索引》告诉我们，20世纪初至1978年，题目包含“建安”“三曹”“七子”的建安文学研究论著不多，且集中在建安文学总论、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及三曹、七子名篇分析几个方面，内容多有重复。张先生研究建安文学，涉及这一时期文学的各个方面：建安文学发展的背景、产生方式，建安文学的发展阶段，建安文学分文体研究——诗歌、小说、散文、辞赋；建安诗歌有别于汉代诗歌的新特点，建安文学思想论，建安作家论、建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建安文学传统与传播流传等，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建安诗歌从两汉发展而来，汉乐府叙事性较强；到了东汉末年，五言诗已经成熟，《古诗十九首》为其标志。张先生认为建安诗歌的特点有三：一是钟嵘《诗品》所说的“五言腾踊”，建安进入五言诗的新时代；二是诗歌的叙事性在减弱、抒情性在增强；三是诗歌的个性化。第三点尤其重要，曹丕、曹植诗的个性不同于曹操；曹丕、曹植诗的个性彼此也很不相同，父子、兄弟诗歌个性不一。《建安作家的艺术个性特点》一文详细论述了三曹、孔融、陈琳、王粲、刘桢、徐干、阮瑀、应玚等十位作家的个性特点。至于建安诗歌的时代风格，以往的研究通常以“慷慨悲凉”四字概括之，张先生则认为建安以“慷慨悲壮”为基调。黄巾农民战争爆发后，东汉社会进入战乱时代，洛阳大火三天，“马边悬男头”，“不见旧耆老”，“生民百遗一”，悲凉万状。“悲凉”，是客观现状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冰凉和寒颤；“悲壮”也带有悲伤，但是悲伤的同时，或悲伤之余，仍然心存进取、奋力向上，即使碰到挫折，也不气馁、不退缩，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辞。张先生还注意到社会动乱之外的作品，例如公宴游乐的作品以及曹植受到兄曹丕、侄曹睿压制甚至迫害时的作品。建安诗人“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诸作，其基调仍然“慷慨而任气”。自曹丕登基为帝之后，曹植的诗在抒发“忧生之嗟”的同时，仍然不忘进取，强调固牢本根，有志于南灭孙吴，西取巴蜀，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唐代陈子昂、李白，宋代严羽极力推崇的“建安风力”“建安风骨”，都是着眼于建安诗的“壮”字上，没有“壮”就没有力，没有“壮”就无骨。“壮”字显然较“凉”字更能体现建安的精神、建安诗歌的时代精髓。
魏代小说研究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张先生眼光敏锐，特撰《建安时期的小说》一文，讨论了应劭的《风俗通义》、曹丕的《列异传》和邯郸淳的《笑林》三书。张先生指出，建安小说为晋宋之后的志怪小说开了先路，并且推动了志人小说的发展。《建安时期的小说》一文不长，却填补了魏代文学研究的空白。
三曹是建安文学的纲，是主线，而三曹中曹植存留下来的作品最多，内容最丰富，钟嵘的《诗品》将其列入上品。曹植研究，无疑是建安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张先生对曹植的论述散见于各篇论文，此外他又专门写下《曹植文学思想述评》《曹植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贡献》《曹植诗文蕴涵的道德内容》三文，我们把这三篇文章看作张先生建安作家论的代表作。三篇文章视角不同，第一篇研究曹植的文学思想，属文论范畴；第二篇涉及文学观；第三篇从诗文看曹植的道德观念。史籍记载曹植醉酒悖慢，好像品性和道德都有所欠缺，张先生从曹植诗文入手为其辩白。张先生认为曹植的诗文写得好，就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论之，曹植所写诗文，将立德摆在第一位，其次才是立功，再次才是立言，颇合古道。作为曹氏家族的一员，曹植具有浓厚的宗亲伦理情结，难能可贵。《曹植诗文蕴涵的道德内容》作于2002年，收入《晚学斋文薮》，二十年过去了，我却常读常新。
张先生是一名高校教师，长年为本科生、硕博研究生上课，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教学心得。张先生参与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撰写了《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等章节。他还先后出版了《建安诗歌选译》《曹操曹丕曹植集》等普及读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