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横空出世、一出手就博得满堂彩的文学新人，青年作家薛超伟的出场方式中规中矩。1988年出生,参加过新概念作文大赛，厦门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又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镀金”，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近几年，薛超伟的短篇小说陆续在《花城》《当代》《西湖》《特区文学》等杂志上发表，引起读者和批评界关注，其中就有收录于小说集《隐语》（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的同名作品（刊于《当代》2023年第1期“发现”栏目），以及《化鹤》（刊于《花城》“花城关注”栏目）和《上海病人》（《特区文学》2020年第2期）等9个中短篇故事，这批作品是薛超伟笔耕经年、去芜存菁的产物，可谓厚积薄发。
小说集的编选大致可划归两类，一类是主题故事集——或故事发生地集中，或各篇目人物之间相互穿插、勾连，或是两者兼备，典型的如乔伊斯《都柏林人》、奈保尔《米格尔街》、舍伍德·安德森《小镇畸人》；另一类是作者在漫长写作生涯中略作取舍，将打磨圆熟的满意之作归拢起来，呈现某一时段内或迥异或统一的创作风格。在我看来，薛超伟的《隐语》即属此类。
《隐语》收录的9篇故事，无论人物还是题材都各异：《上海病人》聚焦于“社恐”患者的进退失据，《隐语》写闽南小镇灯谜馆馆员的隐秘心事、父女关系；《同屋》叙述刚步入社会的毕业生的情感世界，《春天》刻画“疫情”初期一个私企老板的发迹与衰落，《化鹤》讲述少年演山在佛堂养病的日常和偶然撞见的秘密，《万物简史》写一个重组家庭的温情和爱，而篇幅最长的《水鬼》则聚焦温州本地的宗族关系、人世变迁，写尽了一代青年人精神上的空虚、无所依附；故事的发生地有江南、闽南，也有上海大都市和偏远小山村。
实际上，无需检阅所有篇目，即可得出这样的观感，薛超伟关注的是与俗世、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的人群（或如评论者所言，写的是“逃遁一代”、悬浮者们），譬如《万物简史》一篇，阿青本是生活在宁古村的单身汉，闲时揽木工活谋生，一生自由散漫，“这辈子本来想做个‘独自人’，‘独自人’是什么呢？就是山上的百鸟不栖树，长得怪模怪样，什么鸟都不搭理”。然而命运偏偏让他遇上了在村里“红楼”当窑姐的芸香，并不顾世俗目光，与芸香母女组成家庭。自此，想做“独自人”的阿青有了牵绊。芸香莫名失踪后，阿青担负起照养继女宁巧的责任，一直到宁巧考取重点高中，阿青才将积蓄留下，悄无声息远走。小说行文舒缓，朴素俭省，略带渺远的抒情意味和神秘性，故事末尾，宁巧与许丰年循着阿青遗留的《转天经图》（一本古代预言书）上绘的“百鸟不栖树”图上山找阿青。小说文本以不同字体，将阿青行迹与宁巧二人在山间、防空洞行走的路程并置，让过去与现在发生折叠、重合。最后，阿青的秘密被揭晓，读来令人愕然、唏嘘。
被当作小说集宣传篇目的《上海病人》一篇也塑造了类似人物。和“独自人”阿青不同，甫到上海找工作的陈秋、与老人合租的阿鱼、在长兴岛上为轮船喷漆的王庆辉，是不折不扣的“社交恐惧症”。这一群体无法进行正常社交，“其中大半没有正式工作，只是待在房间里”，旁人看来再轻松不过的交际，对他们而言都是巨大负担。小说取名“上海病人”，实际上还影射了陈秋租住的肺科医院附近的病患们。小说情节围绕陈秋在上海租房、面试、找工作，和阿鱼同游上海1933老场坊（曾为远东第一屠宰场）以及到长兴岛找王庆辉（两人险些发生关系）的情节，刻画了陈秋经济困窘、工作无着落的迷茫和无助。小说里有几处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譬如陈秋邻居家“学佛的鹦鹉”、王庆辉将发小掉落的智齿藏于小糖盒等，经由这些细节，带出人物微妙而不可言说的心境，行文透着淡淡哀伤。
薛超伟在《隐语》创作谈中提及：“隐语，是谜语的旧称，在我这里，也有‘隐去一些话语’的意思。有时候不说比说要好，说，容易产生误解，不说，总还寄希望于冥冥之中的懂得”。在我看来，不单是《隐语》贯穿这一原则，《化鹤》亦同此理，两篇均有古意和禅意，可放在一起讨论。
《隐语》将故事放在一座闽南的古城里，主人公“我”对制谜、解谜破为痴迷，小说叙述“我”在阿嬷去世后搬去与离异的父亲同住，始终无法与父亲从容相处。闲暇时，“我”会“看见”故去的阿嬷，与她谈天，了解她当年购置摩托车背后的故事——原来阿嬷想骑着摩托去山里头见远嫁的妹妹（“我”的姨婆）。小说虚实相间，无甚情节和故事冲突，所有故事都在一种淡然的氛围里缓慢生长。阿嬷自始至终都没有付出行动，而“我”与父亲的关系，最终因一则谜语的揭晓而达致和解。两相对照，“我”明白了家人之间的羁绊本是常态，就如同阿嬷想找“我”姨婆，“我”时刻想找去世的阿嬷一样。说到底，小说明面上写谜语，实际上写的是人心，“隐”去不说的语言，留待读者细细品味。
《化鹤》与薛超伟一篇叫《雨迟》（刊于《西湖》杂志，未收进小说集）的短篇一样，写的都是寺庙的故事，后者以一位僧人的口吻追忆叫“雨迟”的女性的成长故事，而《化鹤》则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讲述少年演山捐住在明寂堂养病的故事：演山与常觉师父同住，夜半发现师父起身，不知所踪，后来演山终于发现了常觉师父的“秘密”——他把圆寂后的恩师果云师父制成了“肉身佛”。小说在演山念经、坐禅等日常生活中徐徐向前，写得克制又自然，水流一般，轻盈里带着沉重的叹息，尤其是中间插叙果云师傅在动荡年代守护明寂堂、与常觉相依为命的故事，感人至深。《化鹤》不管语言还是节奏，都拿捏恰当，是整部集子里写得最为高妙、完成度最高的一篇（可以和陈春成的《竹峰寺》对读，想必是个有趣的话题）。常觉和果云师徒的关系，与演山和父亲的关系形成巧妙的对照，正如小说所言，“他知道人都有秘密”，父亲在佛堂里跪拜延命观音，为带病的演山祈祷，而演山的秘密是活到二十岁的寿限，“超过之后，活到的都是赚的。现在他十三岁，要努力抵达那里，他要去2000年，还要去更远一点”。
余下几篇，写带有些“偏执”性格的人物，如《观看》中那位有“裂舌”的犯人尤英，在监狱中自残只是为了在被带去关禁闭的路上，能短暂停留，看一看春天的杏花飘落，监管们观看犯人，而这名犯人观看花静静飘落，反讽中带有令人深思的韵味；《渥丹的颜色》里的男孩“身上带着谜语”——他听了神婆的话，远赴东北，在前女友落胎城市的一座桥下焚烧黄纸，念经，超度亡灵，小说正是通过“我”的目光，引领读者洞悉“他”的“谜语”。
当然，《隐语》不仅仅是“透视新一代社会关系的机杼和成长迷漩”（梁永安语），同时也透着书写巨变时代社会史的野心。作为小说集压轴的《水鬼》，就将目光投到小镇的人物群像身上，村镇日新月异，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精神的空虚，人们赌博、斗殴、攀比，主人公杨照就是这一社会变迁的缩影。小说围绕和闽南女孩陈月宁的恋爱经历，横向触及杨照的家庭、镇上的凶杀案以及杨家所在的家族和黑社会头目之间的冲突，写得最浓墨重彩的是其中的群殴场景，读来惊心动魄，如临其境。作为薛超伟在复旦MFA的毕业作品，《水鬼》倾注了巨大的心力，语言上不那么雕琢，更有力量和野性，这篇和《春天》一样都写到了企业、工厂的经营，生意场上的得失，应该和薛超伟成长于温州瑞安，自幼耳濡目染有关。
《上海病人》里有一句，“他知道，世上有很多谜语”，或许可以当作这部小说集的题眼：不管是《隐语》中的灯谜，还是《万物简史》中芸香和阿青的失踪，抑或是《化鹤》中演山和常觉师父的“秘密”，都构成了这部小说集隐在的关联物。薛超伟深知小说的堂奥，写小说，就是写谜语，因此，我们也大可将《隐语》视为作者破解小说谜题而交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