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编》，容庚 编著，张振林、马国权 摩补，中华书局
一、《金文编》稿本
《金文编》是容庚先生的成名作，也是其一生念兹在兹的学术代表作。从1925年贻安堂初版、1939年商务印书馆二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三版至1985年中华书局四版，2011年又出了第三版批校本，可谓久享盛名，风靡宇内。
1922年，容先生携《金文编》初版稿本赴北平求学，往天津谒见罗振玉先生，得到罗氏赏识奖掖，并获推荐给马衡先生，从而入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自此步入学术通途，大放异彩。今年适逢容先生北上百年，承蒙其亲属首肯，《金文编》稿本将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金文编》初版的稿本于2001年由容先生亲属捐赠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稿本线装凡四册，用印有“容斋”边款的专用宣纸书写，朱墨烂然。各册长25.1厘米，宽13.2厘米。内文每半页6行，行16字，小字双行，行约24字。第一册至第三册收录殷周金文，其中前两册为正文，第三册为附录；第四册收录秦汉金文。第四册所收秦汉金文是作为“金文编·下编”的内容，后因“采摭未富”而在初版时不付印，在《秦汉金文》出版后，继续增订而成《金文续编》，于1935年正式出版。此次影印的稿本，其实包含了后来《金文编》和《金文续编》二书的雏形。
二、从稿本到初版
《金文编》从稿本到初版正式刊行，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在容庚先生和其三弟肇祖（字元胎）先生后来各种撰述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记叙。《容庚自传》：“1922年，与弟肇祖，同游京师，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四年，《金文编》成。”《金文编》的修改定稿，从北上的1922年夏天算起，前后又历经四年。早在1913年左右，容先生已有编纂《金文编》的创意。在初版《金文编·自序》中有详细的叙述：“余少孤，与家弟（肇新、肇祖）从舅氏邓尔雅治《说文》，开国元二年间，舅氏来寓余家，与余兄弟据方案而坐，或习篆，或刻印，金石书籍，拥置四侧，心窃乐之。读《说文古籀补》《缪篆分韵》诸书，颇有补辑之志。”《金文编》为踵武《说文古籀补》之作，在取材、结构、撰述体例诸方面都颇见吴大澂影响。容先生因习篆刻而时常使用《说文古籀补》，深刻感受到此书的不足而早在中学时期就萌发补辑吴书之志。若从民国二年算起，到稿本成书携以北上，《金文编》的孕育，也有十年时光。
《金文编·自序》说：“两年以来，毕力于此，每字皆从脑海中盘旋而出，苦心焦思，几忘寝食；复经罗、王两先生及沈、马两教授订其谬误，始克写定，盖稿凡五易矣。”容先生北上之后，就读北大研究生，藉助京津地区公私收藏的丰富资料（包括铜器实物和图书），又在罗振玉、王国维、马衡、沈兼士等先生指导下增删修订《金文编》初稿，不断精益求精，“稿凡五易”，可见来之不易。沈兼士、马衡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专任教授，1922年3月，罗振玉、王国维被北京大学聘为研究所国学门校外函授导师，容先生被研究所国学门破格招收为第二期研究生，罗、王对《金文编》指导更多，故容先生后来在《颂斋文稿》中将《金文编·自序》中的“先生”改称为“导师”。
容先生半工半读，承担事务员的工作，负责研究所的日常事务，类似如今的行政秘书之类。这一工作不仅增加了经济收入，还为《金文编》修改定稿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原来容先生想在商务印书馆印《金文编》，未果，最后还是罗振玉施以援手。天津贻安堂书店系罗氏开办，由其长子福成（字君美）主持，这一阶段的贻安堂印行了许多重要书籍，《金文编》即是其中之一。
《金文编》初版有罗振玉序、王国维序、马衡序、邓尔雅序、沈兼士序和自序。诸版《金文编》序言屡有变化，每版无一相同。初版罗序落款是“癸亥十二月”，当即1924年1月间写就。初版王序落款是“甲子夏五”，此为誊清定稿的日期，阳历1924年6月。王国维致容先生书说：“前属撰《金文编》序，已草就附上。尊著亦乞于暇时来取。”落款是“廿二日”，缺年月。王氏写完《金文编》序言，让容先生得暇取回书稿，容先生送来贻安堂专门备印的胶纸请求誊写一过。王氏另一信说：“属书《金文编》序，顷已书就。覆视中间夺去六字，悉已补入。将来印时如嫌不好看，改用铅字排之，则不致有误也。序文附上。”此信写于1924年6月6日端午节，前信殆为5月22日所写。
从《容庚北平日记》可知，1925年1月12日：“写《金文 编》稿三页。……送《金文编·序例》与马叔平。”大概为了方便马衡先生写序时参考，专门送《凡例》到马先生处。初版马序落款时间是“乙丑三月下旬”，二版作“十四年三月廿一日”。
容肇祖先生在《容庚传》中说：“在母亲殷切希望教导下、邓尔雅的鼓励指导下，他专心致志向邓尔雅学文字学……编写了《金文编》。集录的字，以商周彝器款识为主，由于诸家著录真伪杂出，鉴定不易，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为据。摹写之字，先剪贴影印本罗振玉《殷文存》、邹安《周金文存》，然后再摹，以求逼真——暂时不识之字，附录于后。”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藏有容先生的剪贴本，这可视为《金文编》稿本的稿本。邓尔雅与希白先生谊属舅甥，而兼有师生之分，邓氏堪称希白先生学术和书法篆刻艺术的真正导师。邓尔雅先生为《金文编》作序也是情理中事，《容庚北平日记》和书简往来都有一些记述。
容先生原来还请邹安写序，《容庚北平日记》1925年3月25日：“寄邹适庐，索作《金文编》序文。”邹安，字景叔，号适庐，光绪间进士，曾撰有《周金文存》。容先生其时出道不久，想多请前辈学者品鉴引荐也属自然之事。只是不知何故，最后未能如愿。从容先生《容庚北平日记》及其他文献资料可知，《金文编》之成，备尝艰辛。
三、《金文编》稿本的价值
《金文编》作为名人名著，其稿本首先具有文物价值，自不待言。2008年12月在广州银河公墓落成的容庚夫妇墓园，背景即是汉白玉雕成的《金文编》稿本首页。2020年10月至2021年1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大型展览“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稿本原件曾经借展，算是百年后再度进京。《金文编》初版从内容到形式比稿本精善，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稿本也有它不容轻忽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数端：
（一）可订初版之失
稿本《正编》弟三页九b—页十a“鬲”字下：
盂鼎：人鬲千又五十夫。吴大澂曰：人鬲当读如民献，贤也。《周书·作雒》：俘殷献民。《酒诰》：汝劼毖殷献臣。皆别于殷顽民而言。
初版《正编》弟三页十b“鬲”字下：
鬲。盂鼎：鬲千又五十夫。
比较之下，初版引盂鼎文例夺去“人”字，且删去稿本所引吴大澂有关“人鬲”的考证。目前看来，吴氏对“人鬲”的理解不甚准确，但与“民献”“献民”“献臣”比照尚可取。
（二）可补初版之缺
稿本《正编》弟七页二a“游”字下：
游。象子执旗形。不从水。中游鼎。
初版《正编》弟七页二b“游”字下：
游。不从水。鱼匕。
稿本有释中（仲）游鼎构形，与初版引鱼鼎匕之形可互补。即与四版释为“像人执旗形”相比，也可互补。
此类内容，或由容先生有意刊落，或为偶尔遗漏，后出诸版，一经与稿本比照，即可明了端倪。读过稿本，知《金文编》在存异说、明训诂方面多有其价值。初版或增或删，损益之间，得失相参，不宜轻下断语。
（三）可明编纂改易递嬗之迹稿本《附录》弟六页一b：
禽彝。疑某字。
初版《附录》下页二十二b：
禽敦。旧释某。
二版始将此字收于《正编》弟六页二a。稿本《正编》弟十四页十五a“辥”字下原引吴大澂说，浮签补引王国维之说。初版即只引王说。
此外，稿本时常见到引用传抄古文印证金文的情形，引用《说文》古文最多，如“合辶”（弟二页十二a）；引用三体石经古文，如“朝”（弟七页一b）；引用《汗简》古文，如“夷”（弟十页五a）；引用敦煌本隶古定《尚书》，如“氒”（弟十二页十一a浮签）等等。容先生曾被王国维先生批评为对传抄古文看法不正确，看来在《金文编》稿本的具体编纂过程中，对传抄古文则是持肯定的态度。
1962年3月14日，顾颉刚先生《题容希白摹沈石田苕溪碧浪图》诗开头四句说：“我与希白友，倏忽四十年，但稔耽钟鼎，伟著《金文编》。”《金文编》在顾先生口里被称为“伟著”，可谓当之无愧。其稿本的出版，定然会受到读者的珍视宝爱。
（本文系《金文编》稿本影印版前言，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