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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东北故事集》:叩问历史 烛照现实与心灵

东北故事集

《东北故事集》,迟子建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勾连东北历史的三部中短篇小说,组成了迟子建最新的小说集,三部作品在精神内核上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而故事情节与表现方式又各有特点,花开三朵,各表一枝。如同音乐艺术中的套曲,通过不同的乐曲或乐章组合成套,来呈现同一主题,既可独立存在,合起来又是对文本意蕴的加强。

三部小说均以历史事件为叙述背景,具有还原现场的真实感。《喝汤的声音》通过黑龙江边哈喇泊家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再现了发生于20世纪初的海兰泡惨案对普通百姓命运的影响。作为幸存者的祖母,在逃生过程中因仇恨咬碎了牙齿,这一缺陷从此在家族内传继,三代人也因此喜欢上了喝汤。北宋时期,宋徽宗在联金抗辽的过程中,将大宋王朝送上末路。面对金国围剿,徽宗帝在将皇位禅让于赵桓后惶惶南逃,即便如此他也难逃厄运,最终徽钦二帝携家眷被囚禁于五国城,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依兰县境内,在此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中篇小说《白釉黑花罐与碑桥》即以此为背景,通过虚实相应的叙述,重构了徽钦二帝被掳至五国城的历史。《碾轧甲骨的车》则“以晚清罗振玉所藏甲骨的失散”为切入点,主场景是东北重镇旅顺。

叩问历史的同时,作者一直在试图借由文学文本实现与现实的对话,从而形成双重叙事套层,在当下与历史、现实与梦境、事实与虚幻之间自由穿梭。《喝汤的声音》中,故事里是哈喇泊三代人的家族命运遭际,故事之外是“我”借出差的机会,对亡妻的缅怀。《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以“我”带有魔幻色彩的一次奇遇为线索,分别在上半夜和下半夜邂逅了一个窑工和摆渡人,以宋徽宗流落民间的两个宝物——白釉黑花罐、青石碑为载体,讲述了两个关于宋徽宗的故事。在结构上,小说由楔子、上半夜、下半夜、楔子构成。首尾楔子中,以“我”的现实生活状况为主要叙述内容,徽钦二帝的故事则在上半夜和下半夜中,以梦境叙事的方式呈现。“我”作为一个退休的文物鉴定专家,代表的是史书的叙述视角,与窑工、摆渡人的个人视角互为补充,通过历史与现实交错、事实与虚构互融,把这位本就富有传奇性的历史人物塑造得更加立体丰润,形象可感。《碾压甲骨的车轮》以甲骨与车轮为媒介,将罗振玉与王国维两个历史名人之间的往事,与当下人物的生活轨迹紧密结合,李贵的失踪,贺磊的死因与“我”情感的归属,皆与历史中的迷雾一样,充斥在无解的命运轮转之中。

在回望历史的同时,作者试图探讨的是有关民族记忆与文化传承的议题。牙齿的缺失与喝汤的声音,显然早已超越了生理层面,而成为一种民族印记,所谓“没齿难忘”,即是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对屈辱历史进行了重塑。窑工和摆渡人作为徽宗后人,将制窑和鱼皮工艺传承下去,白釉黑花罐、碑桥与甲骨,更是作为文化与艺术永恒的象征而存在。

迟子建曾说,“牧师用经义布道,作家用的是从心灵流淌出的文字。”作者正是通过慈悲、宽厚的故事所具有的撼动人心的力量,为处在滚滚红尘中的人们提供了一剂心灵的慰藉。哈喇泊一家随历史浮沉的坎坷命运,在摆渡人的讲述中,融化了“我”内心的坚冰;摆渡人原指在渡口码头用船只为来往人群提供交通服务的人,在文学文本中,则多具有隐含意义,意即把人从罪恶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从痛苦的此岸渡向快乐的彼岸。这一意象在《白釉黑花罐与碑桥》中再次出现,既是故事的讲述人,也是“我”灵魂的救赎者。当“我”野渡巴兰河坠河被冲向岸上后,是受伤的苍鹭引导路人将“我”救起。于是在梦中得摆渡人引渡,“不救生灵的人,要是生灵救了他,岂不白活一世?”而在《碾轧甲骨的车轮》中,同样借助现实与历史的交织叙事,指涉人物的心灵世界,强化了救赎的主题。

无独有偶,回顾迟子建的创作历程,其围绕同一题材或主题,展开不同声部叙事的案例比比皆是,如讲述旧时代故事的《秧歌》《旧时代的磨坊》《东窗》《香坊》,以洗澡为主要线索的《清水洗尘》《泥霞池》《空色林澡屋》,以哈尔滨为故事发生地的《起舞》《晚安玫瑰》《黄鸡白酒》《烟火漫卷》,展现大历史背景下世态生活图景的《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皆是如此。这种有意识的组合创作,丰富了文学文本的表达方式,也为读者提供了多角度阅读与阐释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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