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河》，刘仁前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刘仁前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代表性作家。在《香河》中，刘仁前以季节与时令变换组织文本时间秩序，使文本结构与乡村结构达成重构。苏北里下河的“风物”及苏北里下河地方声音系统是构成《香河》的实质素料，它们共同建构起一个极具地方标识的“香河村”。《香河》体现出了刘仁前的审美自觉和文化自觉。刘仁前对“香河村”的精心编织，使《香河》呈现出一种由表及里的地方性书写范式。
关键词：刘仁前 《香河》 时令叙事 风物叙事 乡村中国
江苏里下河地区可谓文学圣地。从施耐庵、郑板桥、刘熙载到汪曾祺、毕飞宇等，这方水土养育了代代文学大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里下河文学流派”如今已蔚为大观。刘仁前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家。刘仁前1987年在《中国青年》发表《故里人物三记》登上文坛，陈建功从这篇小说中看到了汪曾祺对刘仁前的影响。自刘仁前登上文坛起，苏北里下河就是他一直坚守的文学阵地。刘仁前自称为“业余作家”，而他在文学道路上已坚守三十多年。他是属于生于此写于此的作家，从《故乡人物三记》到《香河纪事》《香河四重奏》再到长篇“香河三部曲”，在他的精雕细琢下，“几十年来，‘香河’已经成了刘仁前的重要标志，成了兴化里下河一道可观的文化风景”。
《香河》是刘仁前几十年写作积淀的一次集大成之作，他以笔为錾，对苏北里下河笔笔雕琢，把“香河村”凿成了一件“工艺品”，自此，“香河”与刘仁前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乡村运行本有一套属于它自己的机制，乡村时间秩序、乡村风物、乡村声音等“物性”因素是构成“乡村话语”的重要组成要素。在《香河》中，刘仁前对物性“乡村话语”的审美选择，是他抵达“乡村中国”的重要路径。
一、《香河》的时令叙事
《香河》抵达“乡村”的路径之一是时令叙事。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社会分别遵循着两种不同的时间秩序。在现代都市文明中，现代人仅把一天二十四小时分割成若干个小单元，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分割成若干版块来组织安排生活工作，这几乎不受季节变换约束。而在农耕文明中，传统乡村遵循着的时间秩序由农业生产劳动时序决定，家畜、农作物的生长受季节变化支配，因此农事活动受季节的制约，所以以农事为活动中心的农民，也因四时节气的不同来安排生产生活。可以说四时节气变化是乡村运行节奏的指挥棒。
从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层面分析，小说可分为主体部分与非主体部分，两部分呈现出两种时间叙事方式。《香河》时令叙事主要体现在小说主体部分。该小说主体部分为小说前16章，篇幅约占整部小说的近70%，故事时间主要发生在一年之内，且以一年的四个季节和时令变换为组织文本时间秩序原则，基本可形成一个完整的审美体系。而后9章仅占30%，故事时间却跨越十几年，文本时间以柳成荫的成长过程为准则，一年的季节与时令已不再形成一个完整的时间序列，仅散淡地出现于风物等描写中。作家的主要笔力主要集中于文本主体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仅为了论述文本独特的“时间叙事”问题的方便才把整个文本分为主次两个部分。如果从文本整体角度看，虽然所谓文本“次要部分”篇幅占比小，但它更加突出了主体部分的审美意味与现实意义，且不动声色地写出了时代之“变”，为《浮城》《残月》的诞生烘托出时代气氛，使“香河三部曲”成为一个连续性很强的整体。
像上文所述，农村的运行轨迹是受季节支配的。小说主体部分，植物的生长与人物的情感发展是相伴相生的。春季万物复苏，象征着青年男女情感的萌发，文本时间从春季开始，故事也从李鸭子为柳家儿子说媒讲起；夏季万物生长，故事中柳春雨、琴丫头等青年男女感情迅速升温；秋收将至，果粮将熟，青年男女也在秋忙以前订婚、忙嫁；秋收过后已到冬闲，乡村人的时间就多了起来，人事自然就多了起来，成婚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在小说中，季节的变化与青年男女的情感走向是一致的，这点在柳、琴二人的情感书写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日常生活节奏和劳动形式的稳定性，是 ‘传统’（赵树理名之为 ‘旧’）中国乡村社会的一般生存方式。”乡村日常生活节奏隐含着乡村活动的特定意义，传统乡村的各种活动都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因地理气象等自然因素制约着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而规定着人们的劳动时间与农闲时间，乡村生活节奏在自然限制下的“忙”与“闲”中生成，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农忙”与“农闲”成为乡村生活节奏的两部分，而乡村各种习俗形式在这种“忙”与“闲”的节奏中逐步固定下来。刘仁前在《香河》中重现的苏北里下河地区乡村日常生活就是在农忙与农闲的交替进行中完成的，由此而来的文本节奏与现实乡村日常生活节奏保持一致。以季节与时令组织文本时间秩序，文本叙事结构在乡村结构肌理上生成，“乡村结构”与“文本结构”达成重构。也就是说，刘仁前以四时节气组织文本时间秩序，乡村生活节奏与文本叙事节奏同频共振，并且他把农村里的人、事、物整合到了一条有序的时间链条里，完整呈现出了苏北里下河地区四时独特地方性景观。时令叙事是《香河》抵达“香河村”的重要路径。
二、《香河》的“风物叙事”
对于小说文体来说，小说家一般把人、事的书写作为叙事核心层面，“物”一般只起陪衬之功用。而对于乡土小说来说，“‘地方色彩’和‘异域情调’是构成乡土小说最本质特征的要素”，这样，地方性风景、风俗、风物等静态之物在小说文体中就凸显出其意义。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小说家的作品中呈现出的风俗画描写，确立了“原风景”之独特意义。《香河》是一部典型的乡土文化小说，这些地方之物是构成《香河》的“实质素料”，苏北里下河之物象群是作品的“实质基础”，刘仁前把里下河“风物”大量引入小说，是《香河》获得个性的重要因素，在文本中，香河之“物象群”不再单纯依附于人、事存在，而是获得了一种与人、事平等的地位。
这里的“乡村风物”指的是能够体现香河风土人情、具有地方色彩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包括具有地方特色的村舍建筑、器物、食物、服饰、交通工具、礼仪风俗、娱乐样式等小说文体中除故事与人物以外的静态之“物”因素。刘仁前把静态之“物”大量引入《香河》，极声貌以穷文，这些“乡村风物”在文本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审美系统，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触觉感官系统，一个立体的香河村呈现在读者面前。
香河村是在自然风景中登场的。在《香河》伊始，刘仁前用一章的篇幅首先对“香河”做了中国水墨画般的勾勒，细致描摹出这条“长河”及其周边风物的自然之韵，让香河村作为“大风景”中的一员出现在读者视野。在小说中，刘仁前把里下河地区春夏秋冬四时的独特风景一一呈现。走进香河村，“碗口大的庄子，筷子长的巷子”一句话，概括了香河村的空间格局。微观层面，对柳家房舍格局介绍事无巨细，屋院外环境、前院、后院房屋、院子大门、院内树木、鸡窝鸡笼、猪圈、家畜、后院豆腐坊及坊内陈设，包括磨盘、锅、灶、水缸、架子、桌子等物刘仁前都一一描写。一个典型乡村院落就这样呈现出来。香河村的乌金荡、代销店、大部队、村小、村卫生室等能够代表中国乡村的典型空间，刘仁前在作品中都有细致描摹。
在《香河》中，还存在着对苏北里下河一带乡村器物、食物、交通工具等物象群的刻画，这些地方之物是构成《香河》地方色彩的重要意象群体。首先，刘仁前把各种“器物”引入小说，器物书写也是《香河》风物叙事的重要一环。《香河》中的器物主要包括农具、商贩工具、生活器具等类型，如水车、秧把子、镰刀、篾器、扎匠担子、糖担子、扎匠工具箱、烘炒米的机子等。这些器具在文本中都被作家精心对待，如介绍其功用、由来、与之相关的趣事，等等。它们散落在文本各处，是生发香河地方风情必不可少的元素。
地方饮食文化也是组成一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仁前对苏北里下河一带的吃食，如粯子饭、糖团、架豇、扁豆、青蚕豆、茄子、芋头、山芋、炒米、麻花（爆米花）、腊八粥、河鲜、梨膏糖等的描写，是构成“香河村”文学地理的重要一笔。其中，刘仁前对柳家豆腐坊制作包括豆腐等各种豆类食品的过程进行了仪式般描摹。
《香河》的风物叙事“使得《香河》不至于迫使读者移情于其中并与其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而是引导读者把它当作一个客观的对象加以审美的欣赏”，刘仁前对“风物”的审美自觉，使文本中乡村之“物”象凸显在乡村话语中，香河村以“原貌”呈现在读者眼前。“风物”叙事是《香河》抵达乡村的另一种方式。
三、《香河》里的“乡村声音”
“地方声音”是文化地理的重要符号。《香河》中，刘仁前对香河村各种声音的观照描摹，在文本中组成了一套“地方声音系统”，这套“地方声音系统”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听觉感官，激发了读者的想象，使一个立体香河呈现在读者心中。
从内容上看，文本中存在着号子、说书、摇篮曲、童谣、小淮调、顺口溜、大喇叭声、叫卖声、唱礼、喊好、收音机里的老淮调等极具地方色彩的声音文化符号，这些文化形式是激发地方韵味、体现地方风情的重要媒介。
中国早期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口头诵韵传统对中国后世文字叙事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创作者叙事思维、阅读者解事思维及审美心理都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文人政客“引诗言事”“赋诗言志”的口头传播行为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隐喻性叙事，“‘诗’作为一套语码系统被赋诗者任意地驰骋驱使”，“赋诗言志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但赋诗言志的风气却长留在中国文化中，这类借助另一套符号体系传递信息的行为几乎成为我们的国粹”。以诗词、歌词、戏文等韵体文入小说是颂韵传统造成的审美心理定势的余韵，以韵体入散体是我国叙事传统的一个重要体现。表现在小说中，“作者会在关键时刻换用韵文来讲述故事，他们在潜意识中觉得只有韵文才能使叙事变得有力”。在《香河》中存在着包括插秧号子、情歌对唱、俚谣、童谣、顺口溜、戏曲唱词、说唱词等大量韵文体的民间音乐文艺样式，它们在表现人物情感心理、烘托氛围、营造民间感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从语言层面看，刘仁前对方言土语的运用使“文本之中到处飘逸和弥漫着携带乡音的语言碎片”，这些方言词汇首先作用于读者的阅读体验，使读者在乡音中产生一种审美陌生感或者审美认同感，成为确立《香河》地方文学身份的重要标识。如汪曾祺所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语言的美不在于字面的意思，而在于它能够“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刘仁前征用的方言土语及民间韵文文艺样式，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符号，它们融合于文本语言，极大地调动了文本气韵，构建起了一个多层面的、立体的乡土空间。
如果说时令书写与四季风光只能代表广义的乡村特质，还不能辨析出其书写地方的独特个性，那么对里下河物象群的极致刻画已经让地方色彩凸显，而对苏北里下河声音系统的自觉呈现是定位《香河》地方个性的重要标识。“物群”意象与声音系统是构成苏北里下河地区人文景观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包括对里下河地区整个婚俗流程的叙述、各种劳动场景的再现、社交礼仪、岁时节庆、娱乐形式等内容的呈现。“‘乡土小说’取之于‘风俗画’描写，一是要突出其‘地方色彩’，二是要突出其美学的特征。”《香河》中，刘仁前对这些静态之物的描写在小说审美上有其独特意义。
“因为由‘存在空间’所构成的‘原风景’不同，所以不同作家的创作特色也就不一样。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作家们的“存在空间”或“原风景”构成了他们创作的‘底色’或‘无意识’。”可以说苏北里下河的风景、风物、风俗、声音已不只是刘仁前作品的“底色”与创作“无意识”，风物、声音、习俗等地方因素的审美性在小说文体中形成了自觉。《香河》作为汪曾祺田园牧歌式小说之延续，它的意义在于，这种延续对苏北里下河文学地理的打造与确认，小说中的地方风物意象群、地方声音系统、习俗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形态散落在小说的故事主线上，成为文本故事以外的独特景观。它们的存在与赵树理式的静态之物描写不同，赵树理式的静态之物描写是臣服于人物身份、阶级等社会因素的“社会景物”，而这里的对时令、风物、声音的描写获得了一种审美上的自觉，它们除了为小说人物提供了活动空间与氛围空间以外，自身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
四、《香河》：独立的审美意识与文化自觉
《香河》的写作背景为1960到1980年代，很多学者都注意到《香河》与一般“文革”叙事不同。仲华认为“它是一部与‘文革’主题无关的乡土小说”。龚勤舟注意到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叙事背景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大多都是“在‘文革’的框架中展现人性的错位和精神的困惑。仁前的《香河》却一反‘文革’的苦难叙事，字里行间飞翔着灵动恬美的气象。它或许是在进行一次历史的还原，或许是一次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汪政也认为《香河》虽以“文革”为叙事背景，“但刘仁前不是写‘文革’，而是写里下河的文化，写里下河的风土人情”。刘仁前写公有制、大集体时期时总是以一种清淡的笔调描写艰苦或残酷，或者说，他在写那段历史时，在小说中甚至生出轻松愉悦的氛围。这与同样书写那个年代的“伤痕”书写、苦难书写迅速拉开了距离，凸显出了自身的独特性。刘仁前之所以以冲淡笔调进入那段历史，与刘仁前的农民观有关系，也是作家审美自觉后的主动选择。
《在旧时光里沉醉》中，刘仁前说“在农村造屋的艰难，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就是这样一件原本充满艰辛之事义——造屋，在民间仍然让它充满喜感。当然，它有个专有名词叫‘说鸽子’”，“说鸽子”就是“用一段段朗朗上口的吉祥话，为主人家砌房子送上祝福，营造出欢乐祥和的气氛”。再如，刘仁前的《从心田流淌而出》是一篇谈民间音乐的文章，在文中他谈到了插秧时农民爱唱的栽秧号子：
不得不佩服这些劳作的人们，像插秧这种原本辛苦而机械的劳作，若是在默无声息中进行，那将是何等的枯燥、乏味？不止于此，身体的疲劳亦随着这枯燥、乏味，加剧，加重。有了栽秧号子，一切都大不同矣。在插秧田里劳作的人们，无论是插秧的妇女，还有挑秧、打秧的男人，抑或是堤岸水车上车水的，都随着栽秧号子的节奏，一人领，众人和，各自的工作在欢悦中进行，劳作协调，情绪欢快，其乐融融。
对于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又长期扎根农村的刘仁前来说，他当然知道农村现实的那份困苦艰辛，正是对农村有足够的了解，他才深刻体悟到了农民在艰苦现实中历练得来的天然乐观精神，这种乐观精神就凝聚在各种民间音乐民风民俗中。也就是说他深知民间文化中凝聚的民间乐观精神，他表层写的是那段特殊岁月，但政治、历史不是他叙述要抵达的目的，他操持的是“乡村话语”，想通过再现与农民相关的农事劳动、风物习俗等民间文化因子，最终抵达农村本身。他从农民生活、劳动中得来的天生乐观的民间精神的体悟，决定了他冲淡、平和且略带喜剧色彩的叙事笔调。《香河》是一部乡土文化小说，它描摹里下河之物，还原乡村独特声音系统，展现乡村礼俗，记录和谐的劳动场景，这些意象群使这部作品充满地方色彩与地方风情的同时，也聚合出一方水土之精神。《香河》是一部由表及里的抵达乡村的作品。
《香河》是一部不同寻常的小说，它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如一般小说那样的以叙事见长、以塑造人物形象为己任的文体规范并不适用于它。《香河》中存在明显笔记体、随笔体小说痕迹，有明显散文化、诗化倾向。究其原因，这与作家主动向前辈学习有关，沈从文与汪曾祺给刘仁前的启发和影响是一个原因。另外，在《香河》之前，刘仁前出版了包括《香河风情》《楚水风物》《苏中婚俗风情散记》《瓜棚漫笔》等在内的有关家乡风俗风物的多本散文集，从这些作品的题目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刘仁前长年以散文文体记家乡之风土、风情、风物，写作惯性与审美惯性对《香河》散文化写法有重要影响。
最为重要的是，刘仁前为何独选沈从文、汪曾祺二大家为师？他用散文进入故乡，为何对家乡风俗、风物尤为看中？地缘优势是一个原因，受同一文化生态系统规训与制约，在自我文化身份构建与认同过程中，把目光聚焦于同出自里下河文化生态圈的汪曾祺是理所应当之事，而这些都是外部因素。如刘仁前自己所说，“数十年来，对家乡风俗风情特别的喜好、嗜爱，让我一直置身于兴化的乡村生活”，正是由于他对家乡的这份嗜爱与置身其中，他才能对苏北里下河风俗、风物、农活等乡村事、物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来自作家内在的审美品位与自觉，才是其审美选择的关键因由。《香河》中，风俗、风物、农事等物性因素的呈现是刘仁前审美独立后的自觉选择。
刘仁前个人的审美自觉在里下河文化生态传统的促发中完成，他从中来，而后又走进去。多年来，刘仁前与生于斯长于斯又写此的众多作家一起，对“里下河文学流派”进行自觉构建，使“里下河文学流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个性突出，地方色彩鲜明的文学派别。作为代表性作家，刘仁前对“里下河文学流派”与中国当代文学都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结语
从《香河》第18章开始，刘仁前转换了叙事笔调，开始以柳成荫、英子等香河新一代的成长为线索展开叙述，这隐喻着一个与“旧时光”不同的带有异质性文化因子的时代就要到来。柳成荫与英子是接受了完整的现代教育的新一代，他们身上对传统的因袭，仅凝结在童年时期柳安然为他们讲述的神话传说上，这也隐喻着柳成荫一辈与传统文化接续的一面，所以在《浮城》中，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到“家乡”象征的传统文化在柳成荫这一代人身上起的作用。这种家国情怀、济世理想以及故土给柳成荫们情感上的依归，都是家乡意象隐喻的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的体现。
有学者也注意到，“柳春耕带着几十吨的大铁驳船回到香河村，他要建一座大桥。这是一个隐喻，意味着香河村从此要与外面的世界有一个大的沟通，要与现代化对接；而小说末尾的送葬情节，更是香河村诗意正在丧失的一个巨大隐喻”。柳春耕的回归隐喻着现代都市文明从此进入这片桃花源，香河风物不得不纳入现代化城市化发展轨道。从《香河》到《残月》，“香河三部曲”的叙述视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是因为香河人从乡村逐渐迁徙到了城市，柳成荫一代注定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第一代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已经昭示了《浮城》《残月》叙事空间的转移。
在《浮城》《残月》中，风物层面存在着的实体香河，最终成为“精神故乡”。如果说《浮城》中生于此而后离开的柳成荫这一代人与香河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是曾经拥有过家乡的一代人，那么《残月》中，从乡村出走的又一代人——柳永们是彻底失去家乡的一代人。柳成荫让柳永身体返乡是为了在精神上接续“故乡”。但是这里的“故乡”已不是一般层面的家乡，对于柳春耕、柳成荫来说，香河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与香河精神接壤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对于柳永来说，他不生于此更不长于此，他的归乡，从柳成荫式的返回家乡衍变成了生活在大都市中的“当代人”的精神寻乡。柳永式的“精神寻乡”在此意义层面凸显出了一般性、群体性意义。
这也就触及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代作家们反复书写的一个文学主题，刘仁前用长篇三部曲完整呈现了诗性故乡、故乡消逝、精神寻乡这一主题序列，以文学方式记录完成了一代人承受与经历着的时代之变。中国当代文学记录了这代人艰难的精神探索与艺术蜕变，某种程度上，这代作家已经完整记录并多角度呈现了属于他们的“这一”时代，完成了属于他们这代人也应由这代人完成的文学使命。
城市文明中的集中化管理制度、高度分工化的劳动模式、高度物化的生活方式激发了人们对远方诗意的渴望，当作家们因着记忆重构乡村时，和谐的自然、伸展的人性、舒张的精神成为乡村诗性意域的重要要素。诗性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充满反抗意味。我们该看到，《香河》式的记忆书写终归是现代都市文化的产物，对乡村诗性追求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城市在场。也就是说，只有城市在场时，《香河》乡村诗性意域才能被显现。逝去是记忆的前提，前提凸显的是对记忆“乡村”的重现，隐形在场的是对为何逝去的责问，对当下诗性缺失的不满以及对未来该走向何方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