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儒学史上的关键人物，孟子对于儒学的贡献主要在于继承、守护并发展了孔子之学。孟子以孔子的私淑弟子自居，以承续孔子之道为己任，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的艰难时刻，挺立起儒家的人格精神，“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为守护儒家之道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继承孔子之学的基础上，孟子还将其深化发展，如将“仁”发展为“不忍人之心”；将“为政以德”发展为“仁政”等。孔子言之未明者，赖孟子而明；孔子所未言者，赖孟子而发。孟子实为后人探求孔子之学的纽带和桥梁，所以韩愈说：“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但是自战国以后，孟子之学一直处于隐而不彰的尴尬境地。《汉书·艺文志》将《孟子》置于“诸子略”；汉代注解《孟子》者五家，分别是程曾《孟子章句》、郑玄《孟子注》、高诱《孟子章句》、刘熙《孟子注》、赵岐《孟子章句》，如今也只有赵岐之著得以留存。一直到数百年后的唐代，《孟子》才逐渐得到重视。
唐代中后期兴起的孟子升格运动，对于确立孟子在儒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意义非凡。韩愈“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主张复古崇儒，力斥佛老，引孟子为同道，继承孟子的理念树立起儒家道统，对于孟子地位的提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到了宋代，孟子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孟子》一书，实现了由子到经的升格，孟子本人也得以受封袭爵，入孔庙配享。传统的“孔颜”并提的说法被“孔孟”所取代，“亚圣”的称号也由颜回变为孟子。孟子学价值在宋代的重新发现，深刻影响了宋代学术的发展。孟子有关性与天道的理论，为宋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孟子的道统论，也激发了宋代士大夫传承儒学的自觉意识。可以说，孟子学在宋代迎来了全面复兴。
宋学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了孟子的沾溉，这一点在学界已经是毋庸置疑的共识。但是汉代经学的兴盛，往往被认为导源于荀子，而忽视孟子的作用。如皮锡瑞称：“荀子开汉学宗派，其学笃信谨守，重在传经。孟子开宋学宗派，其学广大精微，重在传道。汉儒多传荀学，故孟子之学当时尚未显明”。这种论及汉代经学重荀而轻孟的观点古已有之，几成定见。然而以《诗》学为例，如果对汉代《诗》学与孟、荀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则会对以上的问题产生新的看法。
李华教授的新书《孟子与汉代四家诗》（中华书局出版）在孟子与汉代《诗》学之间的关系上取得了颇多创获。全书深入分析了汉代四家《诗》与孟子之间的继承关系，总结孟子对汉代《诗》学的深刻影响，凸显了孟子对汉代《诗》学乃至汉代经学的重要意义，提出汉代《诗》学传承中“荀皮孟骨”的观点，为理清汉代《诗》学的渊源，重新认识孟子学的历史地位，以及汉代孟子学与《诗》学研究的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绪论部分对孟子学及汉代《诗》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全面详实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全书共分为五章。作者在首章交代了本书所研究问题的学术背景，对孟子与周秦两汉《诗》学的发展关系进行溯源，指出孟子与《诗》都秉承着孔门之学的传承，点明了《诗》《孟》在齐楚并行的地域联系，强调《孟子》在汉代确立起辅经的重要地位，为后续的研究理清了渊源。
《诗》传至汉代，分为四家。其中鲁、齐、韩三家为今文，毛《诗》为古文。所以，在讲明学术背景的基础上，作者分章对鲁《诗》、齐《诗》、韩《诗》、毛《诗》与《孟子》之间的关联进行深入探讨。针对影响最为广大的鲁《诗》，作者指出鲁《诗》“四始”说所承载的王道政治思想与孟子将王道思想用于《诗》学传播之间前后相继的关系，论证鲁《诗》“以美刺言《诗》”和“以三百五篇谏”继承了孟子“以《诗》为谏”的用诗方式。在诗义阐释方面，鲁《诗》与《孟子》引《诗》的差别微乎其微；鲁《诗》以字义释《诗》的传统也来自于孟子；在具体的诗义上，鲁《诗》不仅承袭孟子的独特释义，还采纳了孟子的哲学观点。被视为鲁《诗》学者的司马迁不仅肯定孟子在《诗》学传承中的作用，系统记载了孟子的生平，还在《史记》中继承了孟子的史学观，承袭了孟子关于尧舜故事的史料。同为鲁《诗》学者的赵岐为《孟子》作注，并继承孟子“以意逆志”的《诗》学观。
对于西汉今文经学的代表齐《诗》，作者从地域关系上论证了其传承孟子的可能性。齐《诗》以阴阳五行说《诗》，而阴阳五行思想正是秦汉孟子思想的组成部分；齐《诗》选诗和编排所传达出的《诗》载王道观念，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实践联系密切。在诗义的关联上，作者也作出了剖析，指出无论是对《诗》主旨的理解，还是诗义阐释、用诗目的，齐《诗》都和孟子相一致。齐《诗》对政教性的强调以及用诗方式也都与《孟子》存在渊源。
至于韩《诗》与孟子的关联，作者指出，不仅韩《诗》学者韩婴尊崇孟子，韩《诗》的渊源也可追及孟子。在《诗》学观念和实践上，韩《诗》以《关雎》为“王道之原”，传承了孟子“《诗》载王道”的《诗》学观。韩《诗》“不专解《诗》”的特点也继承自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论。在说《诗》范式上，韩《诗》“引《诗》以证事”的特点，正是源自孟子借《诗》构建自己思想的做法。对于孟子的思想，无论是王道观、圣人观、士人观，韩婴皆有承袭。除了韩婴之外的其他韩《诗》学者，也在解说诗义、著述和行事践履上，与孟子存在着继承的关系。
毛《诗》是汉代古文《诗》学的代表。作者指出，《毛诗序》所体现的情志说与思孟学派的性情论相契合；《毛诗序》的“《诗》载王道”观深受孟子对《诗》中所蕴含的王道政教意义的阐发的影响；在具体的文字上，《毛诗序》更是或直接或间接地袭取孟子。毛公的《毛诗故训传》，兼具故、训、传三种体例，“故”视《诗》为先王之法，欲“显明亡之政教”；“训”通过字义阐释来理解全《诗》，训释简明；“传”注重引申阐发，都与《孟子》解《诗》相合。郑玄用孟子之法治《诗》，通过《毛诗传笺》最终将孟子的政教《诗》学在汉代的影响推至顶峰，还通过《毛诗谱》中对《诗》篇次的排列，贯彻了孟子“迹熄《诗》亡”的观念。
作者通过以上涉及思想倾向、师承渊源、地域联系、典籍流传、学者构成等多个方面的探讨，最终澄清了长期以来流行的忽视孟子与汉代《诗》学乃至汉代经学之间重要关联的错误倾向，对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关联进行了论证与确认。正如作者在本书结语中所指出的，汉代《诗》学对荀子的传承，主要表现在诗义方面，而在关乎汉代《诗》学发展的核心问题上，包括经学化历程、阐释路径的选择、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以及思想渊源等诸多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宗孟的倾向。
本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不溺旧说，勇于是正
汉代《诗》学导源于荀子，这种观点自两汉时期已显其端。班固《汉书·楚元王传》将鲁《诗》学者申培公视为荀子的再传弟子，孔颖达《毛诗正义》凭借《毛传》秋冬为婚的训释与《荀子》的契合，认定毛公为荀子弟子。清儒汪中还根据《韩诗外传》多出引用《荀子》，将韩《诗》认定为源于荀子。俞樾甚至称：“读毛《传》而不知荀义，是数典忘祖也。”由此可见，此观点由来已久，影响甚巨，即使在今日的学界，依然存在着广泛的影响。
但是作者不囿于学界成见，对此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一方面，作者承认汉代《诗》学对荀学有所继承，这是历代旧见形成的根源；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研究汉代《诗》学与荀学之间的互通之处，指出汉代《诗》学对荀学的继承以诗义传承为主，而不是全方位的继承与接纳。因此，并不能将汉代《诗》学的渊源完全归于荀子。通过以上的努力，作者纠正了过去观点以偏概全的错误，厘清了错误产生的根源，为进一步的探究打下了基础。正因作者不迷信前人旧说，勇于质疑与探究，才能最终得出合理的结论。
二、承袭旧说，深化推进
在破除“荀子为汉《诗》渊源”旧见的基础上，作者深入研究汉代《诗》学与孟子学的关系，探究汉代《诗》学的渊源，指出与继承荀子的诗义不同，汉代《诗》学对孟子的继承更加全面，这种继承体现在经学化历程、阐释路径的选择、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以及思想渊源等核心领域，由此坐实了汉代《诗》学与孟子之间的继承关系与紧密联系。作者的创见并非完全自出机杼，而是渊源有自。汉代《诗》学与孟子的关系，清人已有相关的论述，在民国时期又得到了发展，如傅斯年认为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诗》学主张，“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又如蒙文通《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指出齐《诗》、公羊学渊源于孟子。作者承袭前人旧说，又将其全面推进，发前人之未详，从思想倾向、师承渊源、地域联系、典籍流传、学者构成等方面入手，一一证实了汉代四家《诗》与孟子的密切关联，最终实现了对前人的全面超越，深化了汉代孟子学与《诗》学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汉代《诗》学的“荀皮孟骨”理论。所谓“荀皮孟骨”，即是汉代《诗》学所呈现的“表面师法荀子，而实则继承孟子的《诗》学现象”。这一提法，不仅是对汉代《诗》学渊源的高度凝练总结，也是本书研究的精髓与核心，更是作者通过此书对学界所作的最大贡献。
三、结合新出土材料进行研究
本书综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在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出土文献研究成果。作者不仅对传世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还吸收亡佚材料的辑佚成果，凭借吉光片羽的断简残篇，发掘其中的学术价值。更为难得的是，作者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纸上之文献，对于近年来出土的文献资料，如阜阳汉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简、安大简、银雀山汉简等，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传世文献经过千百年的整理与研究，其内容多已成定论，可供研究者发挥的空间较小。然而新材料的出现，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清新的源头活水。作者在研究中，大量使用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研究成果相对照，为传统的孟子学与《诗》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如作者将齐《诗》以阴阳五行说《诗》的特点与孟子联系起来，如果单纯从传世的孟子文献来看，这种联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正是凭借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简中思孟五行的概念，这种联系才显得合理。作者又结合《汉书·艺文志》阴阳家类中的《孟子》一篇相印证，从而将此联系证实，顺理成章，令人信服。阴阳家类的《孟子》早已失传，如果不是依靠出土文献，是不可能解开历史上思孟五行的谜团的。正是因为作者能够将出土文献及其研究成果运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才证明了齐《诗》与孟子的联系。在论证《毛诗序》所说的《诗》“发乎情”与孟子性情论思想的渊源时，作者同样利用了郭店简《性自命出》中的相关论述，由此证明了《毛诗序》的情志说与思孟学派性情思想精神的契合。
四、打破学科界限
作者在本书的研究中，不拘泥于学科的限制，打通文史哲，以综合的眼光和路径研究孟子与《诗》学的问题。如在考察孟子与鲁《诗》的关系时，作者指出鲁《诗》从字义入手进行诗义阐释的特点，并将此种诗义阐释的方法追溯到孟子，认为鲁《诗》的此种特点，应是以孟子为渊源。这种由训诂进行考察的方法，是典型的文学方法。又如作者探究《诗》与《孟》在传播地域上的关联，用历史的方法，详细考察了《诗》《孟》在齐、楚并传的渊源，由此论证了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关联渊源。再如作者考察《诗大序》情志说与思孟学派性情思想的关系，即是从哲学角度入手，分析二者中的“情”这一概念的相似，由此论证出二者的契合。这种全面综合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有利于打破学科局限，冲破旧的研究藩篱，实现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也是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中谋求突破的必由之路。
本书虽在汉代孟子学与《诗》学研究上取得了难得的突破，但是囿于现实的困难，仍不免有令人遗憾之处。先秦两汉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更兼历代文厄，往往百不存一。以汉代四家《诗》论之，齐《诗》亡于三国，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入南宋唯余《外传》，只有毛《诗》流传至今。典籍的亡佚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只能求之于辑佚所得。然而这种零散的片段也难以提供完整的信息。如本书引鲁齐韩三家《诗》，皆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虽然王书在辑佚上用力甚巨，但仍有未曾收录的佚句。另一方面，即使王书将目前所能看到的散佚材料完全收录，这些零散的语句能体现几分三家《诗》的原貌，仍然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正因为文献的残缺，导致很多问题难以找到确凿的证据，只能依赖有限的材料进行猜测与想象，妨碍了本书取得更大的突破。虽然作者努力在现有的材料中爬罗剔抉，构建起汉代孟子学与《诗》学的关联，但是书中仍有一些论证，还有可完善的空间。
所以，只能期待有更多出土文献和新材料面世，为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新的证据和思路。江西海昏侯墓的发掘，或许能将已经亡佚的鲁《诗》公诸于世。若能将其运用于孟子与汉代《诗》学的后续研究，或许能使此研究的结论更进一步，论证更加坚实可靠。
【本文系国家重点文化工程“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子项目“《新编佛法大明》整理与研究”（HBZ2021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