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面试那天温木莲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她从出租屋出来，坐了两站公交车，又步行了十五分钟，穿过一片长满蒿草的空地，才走到浑南殡仪馆的大门口。殡仪馆的大门是铁栅栏的，刷着黑色的漆，有些地方漆已经掉了，露出底下褐色的锈。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但不是那种威武的石狮子，是小号的，比农村人家门口的石墩子大不了多少，而且有一只的脑袋不知道被谁砸掉了一半，看起来滑稽又可怜。温木莲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进去。
殡仪馆里面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进门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停着几辆黑色的面包车，车身上印着“福佑礼仪”四个白色的字。院子中间种着一排松树，松树的枝干黑黢黢的，叶子倒是绿的，但绿得不精神，像是蒙了一层灰。松树后面是一栋三层的楼房，灰白色的外墙，方方正正的窗户，看起来像一栋普通的办公楼，要不是门口挂着的“沈阳市浑南区殡仪馆”的牌子，谁也不会觉得这里跟死亡有什么关系。温木莲走进楼里，走廊很长，灯是日光灯，白惨惨的光照在地板上，地板是大理石的，擦得很亮，能照见人影。走廊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在墙壁之间来回弹跳，像有人在身后跟着她，她一停，那声音也停了，她一走，那声音也走了。
她找到二楼的办公室，敲了门，里面有人说“进来”。推门进去，房间不大，十来平米，摆着三张办公桌，桌上堆着文件和花艺杂志，墙上贴着沈阳市殡仪服务价目表，从几百块到几万块不等，列得清清楚楚。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像是被刀子刻出来的，但眼睛很亮，看人的时候不眨，像在盯一件东西，又像什么都没看。他站起来，伸出一只手，温木莲握了一下，那只手粗糙有力，骨节很大，像是干过粗活的手。
“姓韩，韩宝山。”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沉，像石头扔进深水里发出的那种声音。“坐吧。”
温木莲在他对面坐下来。她注意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杯茶，玻璃杯，茶叶沉在杯底，茶水已经凉了，上面浮着一层薄薄的东西，像油膜又不像。杯子旁边是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扎着两条辫子，笑得很灿烂。温木莲不敢多看，把目光收回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韩宝山问了温木莲几个问题，都是很普通的问题，比如多大了，哪年毕业的，以前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想来这里。温木莲一一回答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她说到自己以前做花艺师的时候，韩宝山的眉毛动了一下，问她：“你觉得花艺和这行有什么关系？”温木莲想了想，说：“花是活的，人也是活的。但花会死，人也会死。花死了还有人记得它开过的样子，人死了也应该有人记得他活过的样子。”韩宝山听完没说什么，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沉默了几秒钟，他说：“行，你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温木莲没想到这么顺利，愣了一下，说：“随时都可以。”韩宝山说：“那就下周一。八点之前到，别迟到。”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上面印着“入职须知”四个字，递给温木莲，说：“回去好好看看，这行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温木莲接过来，折叠好，装进包里，站起来道了谢，转身要走。韩宝山在后面说了一句：“温木莲。”她回过头。韩宝山说：“干这行，第一件事，学会哭，也学会不哭。”说完他就低下头看文件了，没有再说话。温木莲站在那里想了一会儿，没想明白，就走了。
入职培训一共七天，前三天是理论课，后四天是实操课。理论课在一间小会议室里上，会议室在一楼走廊的尽头，窗户对着院子里的那排松树，阳光照进来，在墙上投下一道道斑驳的影子。上课的除了韩宝山，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姓刘，叫刘颖，是公司的业务主管。刘颖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说话快得像机关枪，一句话还没说完下一句话就追上来，但她笑起来很爽朗，笑声在会议室里回荡，让人觉得这个地方不是那么可怕。
刘颖讲的第一课就是：“你们干这行，首先得学会闭嘴。”温木莲以为她说的是要保密，后来才知道不是。她说的是倾听。家属来的时候，心里装着很多东西，有悲伤，有愧疚，有愤怒，有说不出口的爱，有来不及说的话，这些东西堵在他们胸口，像一块石头，你不让他们把这块石头搬出来，你就不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而你要做的，就是坐在那里，安静地听，不要打断，不要急着安慰，不要说什么“节哀顺变”这种屁话。刘颖说“节哀顺变”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很浓的鄙夷，好像这四个字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废话。她说：“你们想想，一个人死了亲人，你让他节哀，顺变，他要是能节哀顺变他来找你干什么？他就是节不了这个哀，顺不了这个变，他才需要你。你说一句节哀顺变，就等于告诉他，你别难过了，你难过也没用。这不是安慰，这是堵他的嘴。”
温木莲听完觉得很有道理。她想起二姨的告别仪式上，那个黑西装男人念完悼词以后，很多人走过来跟她妈说“节哀顺变”，她妈点头哈腰地说“谢谢谢谢”，但眼睛是干的，脸上是笑的表情，不是哭的表情。那种感觉很奇怪，像一场戏，每个人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逝者是道具，家属是配角，来宾是观众，而那个黑西装男人是导演，所有的台词都是写好的，没有一个人说一句真话，做一件真事。温木莲不想成为那样的导演，她想成为另一种导演，让每一场戏都是真的，每一句话都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刘颖还讲了告别仪式的基本流程，从家属沟通到灵堂布置，从主持词撰写到仪式执行，每一步都有讲究，都不能出错。温木莲拿笔在本子上记，记了整整三页纸，手都写酸了。但她觉得最有意思的部分是主持词撰写。刘颖说，主持词的核心不是格式，不是套路，是细节。是那些只有逝者的亲人才知道的、外人根本不会在意的细节。比如一个人每天早上的习惯，他先刷牙还是先洗脸，他喝不喝咖啡，他看报纸的时候戴不戴眼镜，他走路的时候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这些细节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恰恰是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个人。你把这些细节写进去，家属一看就知道你说的是他的亲人，不是随便哪个张三李四。你不把这些细节写进去，你的主持词就是一堆空话，放在谁身上都行，放在王淑芬身上行，放在张桂花身上也行，放在李翠花身上也行。那这场告别仪式就没有意义了。
温木莲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她想，如果有一天她为二姨主持告别仪式，她一定要在主持词里写：王淑芬每天下午四点准时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看那些下班回家的人，一看就是半个小时，谁也不知道她在看什么，谁也没问过她。她还要写：王淑芬最讨厌别人叫她淑芬，她觉得这个名字土，她让人家叫她王姐，或者直接叫哎。她还要写：王淑芬活着的时候从来不化妆，不擦口红，说擦了像吃了死孩子。但这些话她没有机会说了，二姨已经走了，被那个黑西装男人用一套套话就给打发了，像倒一盆脏水一样，哗啦一下，什么都没了。
培训的第四天开始实操，温木莲跟着韩宝山去灵堂。灵堂在殡仪馆的一楼，有好几间，大小不同，装修也不同，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最便宜的那间只有十几平米，墙上贴着一幅“奠”字的白布，地上摆着几个花圈，花圈上的花是绢花，塑料的，看起来假得很，像小时候学校门口小卖部卖的那种一块钱一朵的假花。最贵的那间有五十多平米，墙上挂着丝绒的幕布，地上铺着地毯，花圈是鲜花的，百合菊花康乃馨，摆了好几层，空气里弥漫着花香和香烛的味道混在一起，说不上好闻还是不好闻。
韩宝山带着温木莲走进一间中等大小的灵堂，里面已经布置了一半，地上散落着花泥和枝叶，一个年轻男人正蹲在地上插花，头都没抬，说：“韩哥，今天这家的家属不太好说话，非要换音乐，我说音乐是固定的不能换，他跟我吵了一架。”韩宝山“嗯”了一声，走过去看了看那个年轻人的花插得怎么样，然后说：“音乐可以换，你跟他说，让他自己带U盘来。”年轻人抬起头，看了一眼温木莲，问：“新来的？”韩宝山说：“嗯，新来的，温木莲，以后跟你搭班。”年轻人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伸出手，说：“我叫张磊，你叫我磊哥就行。”温木莲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比韩宝山的软，但手心有茧子，是干花艺磨出来的。
张磊是九〇年的，三十三岁了，在殡葬行业干了八年，以前在老家河北的一家殡仪馆上班，后来来了沈阳。他长得很普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扔进人群里就找不着了，但他有一双很巧的手，插花的速度快得惊人，别人插一束花的时间他能插三束，而且插出来的花比别人的好看。他最大的特点是嘴碎，爱说话，什么都说，从天气说到股票，从股票说到房价，从房价说到他前女友，说完了一圈又回到天气，像个永动机一样，嘴巴就没有停的时候。温木莲一开始觉得他有点烦，后来发现他的碎嘴是一种保护色，他用说话来挡住很多东西，比如悲伤，比如恐惧，比如那些他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他在殡仪馆干了八年，见过的死人比活人多，他说过一句话：“干我们这行的，要是不找点事情做，脑子一闲下来，就全是那些画面，甩都甩不掉。”
温木莲跟着张磊学插花。殡仪馆的花和花艺店的花不一样，花艺店的花要鲜艳，要好看，要让人看了高兴，殡仪馆的花要庄重，要素雅，要让人看了觉得安静。颜色上以白色和黄色为主，偶尔用一点绿色点缀，不能用红色，不能用粉色，不能用任何鲜艳的颜色，因为那些颜色会让人想起喜庆的事情，而这里是送别的地方。张磊一边插花一边跟温木莲说：“你别小看这些花，每一朵花都有它的意思。百合代表纯洁，菊花代表怀念，康乃馨代表母爱，玫瑰代表爱情，你把这些花搭配好了，家属一看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用你开口。”温木莲听着，觉得花语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它让花不只是花，还是语言，还是情感，还是那些说不出口的话。她想起自己做花艺师的时候，有一个男人来买花，说要送给女朋友道歉，她帮他挑了一束红玫瑰，那束红玫瑰替他说了“对不起”。现在，她插的这些白菊花和黄菊花，要替活着的人说“我想你”，说“你走好”，说“我会记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