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温木莲第一次看见死人是在她二十岁那年的秋天。死的不是别人，是她二姨。但在温木莲心里，二姨和死人也没什么分别了。二姨活着的时候住在铁西区工人新村一栋老楼的五层，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坏了三年没人修，墙皮剥落的地方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像一张溃烂的皮肤。温木莲每次去看二姨都要扶着栏杆往上爬，爬到三层的时候停下来喘口气，闻见楼道里飘着谁家炖酸菜的味道，混着尿骚味和发霉的拖把味儿。二姨就住在这种地方，住了二十年。
二姨的死讯是温木莲她妈打电话来说的。她妈在电话那头说：“你二姨走了，你赶紧回来。”声音干巴巴的，像在说今天菜市场土豆涨价了。温木莲当时正在花艺店里修剪一把百合，剪刀卡在花茎上，她愣了一下，问：“什么时候的事？”她妈说：“昨天晚上，在医院，肺癌，你知道的。”温木莲当然知道。二姨查出肺癌已经一年多了，她去看过两次，第二次去的时候二姨已经瘦得脱了相，颧骨高高地耸起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整个人像一块被拧干了水的抹布。但二姨的精神还好，看见温木莲来了，挣扎着要从床上坐起来，嘴里说着“没事没事，过两天就好了”。温木莲那时候还不知道，一个人在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就是“没事”和“过两天就好了”。这两句话不是说给听的人听的，是说给自己听的。
温木莲请了假，坐公交车从铁西区赶到浑南。殡仪馆在浑南的边上，周围是大片的荒地，长满了蒿草，秋天了，蒿草枯黄，风一吹就哗哗地响，像无数只手在拍巴掌。温木莲下了车，远远就看见殡仪馆那个灰白色的尖顶，在灰白色的天空下面，像一根戳在地上的骨头。她站在那里看了几秒钟，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脚底板升上来，顺着脊梁骨一路往上爬，爬到后脑勺的时候变成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她以前没来过殡仪馆，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样子，但她知道今天以后她就知道了，而知道这件事本身，就像一道门，一旦走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告别厅不大，七八排椅子，坐满了人，大多数是温木莲不认识的亲戚。二姨活着的时候人缘一般，街坊邻居没什么人来看她，死了倒来了不少人，一个个穿着深色的衣服，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悲伤，更像是一种认真，好像在说：你看，我来了，我很够意思。温木莲坐在最后一排，旁边是她妈，她妈一直在用手绢擦眼睛，但温木莲偷偷看了一眼，她妈的眼睛是干的。她妈大概也觉得自己应该哭一哭，所以不停地擦眼睛，用手绢挡着脸，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哭。温木莲忽然觉得有点好笑，但又觉得好笑是不对的，于是把脸别过去，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幅字，写着“沉痛悼念”四个大字，黑色的墨渗进白色的纸里，边缘洇开了一点点，像眼泪滴在上面又被擦掉留下的痕迹。
二姨躺在告别厅正前方的棺材里，脸被化得不像她自己。嘴唇涂着那种廉价的艳红色，像刚吃过死孩子。腮红打得太重了，两团红在颧骨上堆着，像贴在纸人脸上的红纸。眉毛画得又黑又弯，像两条刚挖出来的蚯蚓。温木莲看着二姨的脸，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她想起二姨活着的时候从来不化妆，连口红都不擦，说擦了像吃了死孩子。现在她真的被化成了死孩子的样子。温木莲想跟旁边的谁说说这个，但看了看周围，每个人都是一脸的肃穆，她就把话咽回去了。
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站到主持台上，拿着话筒，用一口标准的播音腔开始念二姨的生平。他说：“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这里送别我们的好姐妹、好妻子、好母亲——王淑芬同志。”温木莲听到“同志”两个字的时候差点笑出来，但忍住了。王淑芬是二姨的名字，二姨活着的时候最恨别人叫她“淑芬”，说这个名字土得掉渣，她让人家叫她王姐，或者直接叫哎。但没有人叫。她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听她的，死了更没有人听。
那个黑西装男人继续念：“王淑芬同志生于一九六三年，辽宁沈阳人，生前系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新村居民，一生勤劳善良，任劳任怨，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好姐妹。”温木莲心想，二姨生前最恨的就是“家庭妇女”这四个字，但她这辈子除了这四个字，什么都没有。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进了工厂，工厂倒闭了，她就待在家里，伺候老公，拉扯孩子，伺候完老公伺候孩子，伺候完孩子伺候老公，伺候了三十年，最后伺候出一身病。她觉得自己是被这个身份活活困死的，但她从来不说，她只是每天下午四点准时站在阳台上，往楼下看，看那些下班回家的人，看他们走路的样子，看他们的影子被夕阳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拖到马路对面。温木莲以前问过二姨：“二姨，你看啥呢？”二姨说：“没看啥，站一会儿。”现在二姨不站了，那个阳台空出来了，但温木莲知道，用不了多久，二姨的老公就会找一个新的女人，那个阳台就会站着一个新人，往下看，看那些下班回家的人。这个念头让温木莲觉得恶心。
告别仪式结束后，温木莲走出了殡仪馆，秋风把法桐叶子吹得满地打转。她走在路上，鞋底踩在落叶上，发出细碎的响声，像骨头在嘴里被嚼碎的声音。她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她死了，谁来替她说她想说的话？谁来替她告诉这个世界，她来过，她不是只有身份证上那几行字？她叫温木莲，一九九九年生，辽宁沈阳人，未婚，这些信息印在一张卡片上，就是她全部的人生。没有人知道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是蹲在墙角看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个下午，看到天黑了，她妈喊她回家吃饭她才回去。没有人知道她最怕的东西是雷声，每次打雷她都要把被子蒙在头上，直到雷声过去了才敢露出耳朵。没有人知道她十八岁那年喜欢过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在学校的操场上唱了一首歌，她就喜欢上了，但那个男孩连她的名字都叫不全。这些事情，这些构成了她全部人生的细枝末节，在她死了以后，就会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温木莲的心里，跟着她上了公交车，跟着她回了出租屋，跟着她洗了澡，跟着她躺到床上，最后跟着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一个很大的厅堂里，四面都是白花，厅堂中间摆着一口棺材，棺材里躺着的人她看不清脸，但她知道那是她自己。她想喊，喊不出来，想走，腿动不了。这时候有一个人从门外走进来，穿着黑色西装，胸前别着一朵白花，走到棺材旁边站定，转过身来面对着她。那个人长得和她一模一样，只是年纪大一些，眼角有了皱纹，眼神里有一种她从来没有过的东西，那种东西叫作笃定。那个人开口说话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她耳朵里：“温木莲，你这一辈子，值了。”
她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是湿的。窗外的天还没亮，远处传来垃圾车倒垃圾的声音，轰隆轰隆的，像打雷。她把被子蒙在头上，又躺了一会儿，但再也睡不着了。她打开手机，翻到一个页面，那是她前几天无意中看到的，一个叫“福寿园国际集团”的公司，在招“生命告别师”。她当时看了一眼就划过去了，觉得这个职业名字起得太矫情，什么生命告别师，不就是殡仪馆的主持人吗。但现在，在这个凌晨四点半的出租屋里，在被窝还残留着体温的黑暗里，她忽然觉得那个名字不那么矫情了。或者矫情是对的。人这一辈子，最后一件事情，不矫情一点，难道还要像活着的时候那样，什么都凑合，什么都忍了，什么都不好意思说，什么都咽回肚子里去吗。
温木莲把那个招聘页面重新翻出来，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招聘要求写得很简单：年龄二十到三十五岁，性别不限，大专以上学历，有花艺经验者优先，有心理咨询背景者优先，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共情能力，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温木莲大专读的是园林设计，毕业后在一家花艺店干了两年，剪花插花包花束，每天跟鲜花打交道，玫瑰百合康乃馨满天星，红的白的粉的黄的她闭着眼睛都能叫出名字。她觉得花艺经验这一条她符合。至于沟通能力和共情能力，她不知道她有没有，但她知道自己愿意听别人说话，而且她听的时候是真的在听，不是装作在听。她觉得这大概就够了。
天亮了以后她给那个公司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声音很温柔的女人，问她什么时候方便来面试。温木莲说随时都可以。那个女人说那就明天上午，十点，浑南殡仪馆二楼。挂了电话以后温木莲坐在床边愣了很久。她以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去殡仪馆上班，甚至从来没想过殡仪馆里还有人上班。在她从前的认知里，殡仪馆是一个很模糊的地方，像一团灰色的雾，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灰色的，灰色的人穿着灰色的衣服做着灰色的事情，没有表情，没有声音，没有温度。但现在她要走进那团灰色的雾里去了，而且不是去参加别人的告别仪式，是去成为那团雾的一部分。她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但她知道一件事情：她不想像二姨一样，活着的时候无声无息，死了以后被人用几句套话就打发了。如果她不能改变自己死亡的命运，至少她可以改变别人死亡的命运。这个念头让她觉得自己像一个人，不是一台机器，不是一台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的机器。